五十年前，一位伟人大手一挥，说了一句怎么听都是至理名言的话：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于是三门峡水坝在六十年代初应运而生。黄河下游的水变清了，泥沙囤积在三门峡以上，不仅牺牲了关中平原的百万亩良田，还导致原本风平浪静的黄河支流渭河因为泥沙囤积河床升高变成了“地上河”，后来发展到黄河水威胁到西安。这位伟人又把大手一挥，说了一句怎么听都豪气冲天的话：不行就把三门峡给炸了。于是，三门峡工程很快就成为了黄河上一个没有任何水利作用的摆设。

南辕北辙式决策，效率越高，结果就越不堪设想。近来，3G即将在中国上马的消息风生水起，新通讯网络建设的投资估计在5000亿到6000亿左右，相当于三峡工程的3倍。如此巨大的投入，在实际需求并不确定的情况下，搞不好会将设想中的“3G饕餮盛宴”变成充满风险和变数的“鸿门宴”。

谁来为中国的3G买单？仅仅把3G建设描绘为下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拉动内需，带动就业，难免有些一相情愿的感觉。最主要的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

需求绝对不是靠技术升级就能带动的。目前的2G移动网络，在现有的国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已基本满足了通话的需求，需要多媒体等信息增值业务的用户，也有移动的GPRS，联通的CDMA 1X等2.5G业务可以选择，因此客观上中国市场对于3G的需求明显不足。

在移动通讯市场，联通CDMA算是技术先进的(实际上是中国加入WTO之前向美国利益妥协的产物)，但经营数年后，在基本处于亏损的情况下用户总数不足3000万，绝对算不上技术先进的小灵通用户三年内却达到了7800万。这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实际的需求，只有当价格水平与用户的需求最接近时，市场才能有最大的空间。

预算几千亿的3G网络，绝对不会把降低资费水准作为出发点，就像谁买辆“法拉利”都不是为了省几升汽油钱。那么一定需要大规模的增值服务，如可视通话、视频点播、手游等等，但实际需求从哪里来？联通的CDMA网升级到3G标准WCDMA算是路径最短的，就算现有的近3000万CDMA用户全都变成3G用户，现在联通的这一块业务尚且不盈利，技术升级后到底是增加盈利还是增加亏损？ 逻辑上很容易找出答案。

国内有多少对于3G的需求？电信研究院进行的“全国移动用户调查”是这么得出结论的：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从每月手机费200到250元以上，且同时必须是手机手机炒股、手机上网的用户中进行调查，在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被调查用户中有55.52%愿意使用3G业务。

问题是这部分人到底能占移动用户总数的百分之几？在“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的调查结果又能说明什么？这类的问题也同样设计为：在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你是愿意住在东方广场那种地段还是住在五环路以外，恐怕选择前者的比例会更高。以此做出的结论恐怕除了给赵本山“忽悠系列”小品做点素材之外，没有什么其它的用处。

现实的情况是，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3G仍没有充足的市场空间，在欧洲第一大通讯市场的英国，只有6%到7%的移动用户每月花费超过50英镑；在欧洲第二大通讯市场的法国，政府下发了4张3G牌照，但2004年起只有一家运营商(orange)在做3G服务，而且只在三个城市图卢兹、戛纳和里尔试点。在中国Hong Kong地区，和记黄埔的3G网络覆盖率到99%的地区，从2004年初推广一年多以来，也只有32.5万用户，不到当地人口总数的5%，3G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门庭冷落，内地的市场空间又能有多少？

实际上，全球范围内，3G的用户总数也不到5千万，全球100多个3G网络没有一个实现盈利。在欧洲的3G用户仍是以话音业务为主，对于多媒体增值业务的需求严重不足，亚洲最早的3G运营商和记黄埔则亏损多达2400亿人民币。

可见，3G需求不足是不争的事实，在年人均收入收入刚过1000美元的中国内地大规模推广，想在几年后实现移动通讯增值业务的大面积盈利，基本上属于“空中楼阁”式的设想。

另一个问题是，3G在中国内地是否可行，应该是由市场来决定的问题，按照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到2007年底应全面放开通讯市场。将市场经济定义为“政府宏观调控，让市场对于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论调已经耳熟能详，但从出租车的运营价格，到电信不合理的月租费，都由各级政府决定，这到底是“宏观调控”还是“微观调控”？

同样是有政府背景的专家吹风：十一五期间中国将大规模部署3G。这个几千亿的项目能否适合合中国国情？在多大规模上试点，本该由市场来决定，像前面提到的法国从三个城市起试点，一旦在内地大规模部署3G，不管运营商的盈亏，消费者有没有得到实惠，最直接的受益者无疑是拥有大量3G技术标准的国外通信技术公司，如Nokia、高通、Ericsson等，也就是说一旦大规模使用了他们的专利技术和相关设备，外国公司先稳稳地从中国市场拿到第一桶金，而风险则由广大的纳税人、投资人和本土的运营商共同承担。权益比重如此失调，也就无法排除决策过程中有利益集团谋求“权力寻租”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