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时代，中国电信管制部门要实现“有效竞争”的理想竞争局面，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电信重组，则必须及时出台四项焦点政策以保证政策目标的达成。之所以认为这四项是焦点政策，一则因为这些政策是必备的选项，是3G核心管制政策；二则因为这些政策出台会有一定难度，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痛下决心，果断决策。这四项焦点政策包括：3G设施共享政策、2G与3G强制性漫游政策、码号可携带政策和具有重大市场力量（SMP：Significant marker power）运营商政策。与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具备这样的政策环境相比，中国在3G时代的政策体系还处于建立阶段，亟待加强。

3G设施共享

应该说，国外3G设施共享是运营商自发提出并推动起来，最终被管制部门所接受的一项政策。2000年电信泡沫之后，欧洲的运营商由于投巨资竞标3G牌照，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以至于在建设初期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3G网络设施的部署。同时，欧洲电信管制部门对于网络部署又有期限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获得3G牌照的运营商自发联合起来，共享网络设施，以节省投资。共享的设施主要集中在站址、无线接入网。早期，英国电信和德国电信在2001年6月宣布共同建设3G网络设施；随后瑞典前两名的电信公司TeliaSonera和Tele2公司宣布联合建设3G移动网络；之后瑞士、荷兰、西班牙等国电信管制部门也同意运营商网络共享的请求。应该说网络共享对于欧洲国家节约3G投资，提高网络利用率，促进3G部署，保护环境，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中国而言，3G设施共享不是运营商的选择，而应该成为政府主动推动的措施，因为它在当前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电信运营商都是国有企业，3G网络建设花费高达千亿，使用全民的财富，应该更加注重节约和减少重复建设，且3G网络设施共享对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具有战略意义。据UMTS论坛主席Jean-Pierre Bienaime透露，瑞典TeliaSonera和Tele2公司联合建设3G网络共享可节省网络成本40%。依照信息产业部规划司的看法，在中国建一个覆盖全国的3G基站群，大概花费150亿至160亿元，粗略计算，假设铺设四张3G网，光基站的投资就在600亿元以上，可见设施共享的潜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新兴的移动运营商缺乏站址等必要资源，重新选址不仅成本代价巨大，而且严重影响环境和市政面貌。目前，ChinaMobile和中国联通所建的移动通信基站已超过30万个，一般都是两公司的铁塔并肩而立，本可合用的铁塔却只承载各自企业的基站天线，浪费了大量土地和钢材。网络建设是开展3G的第一步，因此，站址共享应当成为首先启动的管制政策，理应及时出台。

2G与3G强制性漫游

2G与3G强制性漫游与第一个问题紧密联系。在欧洲一些国家，不同运营商之间的网络漫游被认为是网络共享的一部分，不仅是服务共享。应该说在2G时代，运营商之间网络漫游在欧洲、美国已经比较普遍，是运营商之间一种自发的合作行为。但是在3G时代，要求原来2G运营商为3G运营商提供漫游服务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管制措施。例如，英国早在2000年发放3G牌照的时候就通过修改许可证的方式，要求2G运营商为新兴的3G运营商提供漫游服务。随后，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几乎所有的欧盟国家都实施了3G网络漫游政策，多数还有一定时间期限。例如，瑞典规定只有新进入者的网络覆盖达到70%以上时在位的2G运营商才能豁免该义务，因为欧盟毕竟还是鼓励基于设施的竞争。欧盟电信管制机构认为，2G运营商为3G运营商提供漫游有利于鼓励弱小移动运营商进入3G市场，加快3G业务的引入，保证竞争公平有效性。

对中国而言，这一政策显然更具有迫切性。在将来的3C市场，新进入者网络覆盖是从无到有，用户从零开始，与已经确立市场地位的两家移动运营商相比处于十分弱小的地位。而强制性漫游政策可以为新兴运营商提供发展机会和成长空间，是弱小运营商的一把保护伞。由于中国在2G时代就没有运营商之间的网络漫游政策，因此在3G时代引入时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一政策对中国3G市场的健康发展极为重要，可以说是整个3G市场能否最终实现有效竞争的关键举措。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应该尽早做出准备，这不仅仅是国际通行的行之有效的举措，也是中国促进电信有效竞争的必然选择。

移动号码可携带政策

应该说，号码可携带政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目前，美国、欧盟、中国Hong Kong、新加坡、韩国等都实现了电话号码可携带，日本也决定在2006年采用，印度、巴西等国正在研究之中。可见号码可携带已经成为各国电信管制机构促进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共同选择。

电信管制的两大目的，一是促进竞争，二是保护消费者利益，而号码携带无疑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很好的实施途径。号码携带通过降低转网成本，提高了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同时，也促进了竞争。同时，对用户的更加尊重促使运营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创新业务、降低成本。可以说，码号可携带政策是保持电信市场活力，给予新兴运营商发展机会的一剂良药。

对于即将启动的中国3G市场，号码可携带政策应该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政策选择。3G许可证一旦发放，意味着ChinaMobile通信市场将会出现更多的运营商，用户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同时，移动电话增长势头放缓，而且新增用户多为低端和农村移动用户。在这些客观条件下，争夺现有的用户已成必然。在没有号码携带政策的情况下，用户选择运营商就意味着要放弃现有的号码，对部分用户，特别是高端用户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号码不可携带极大地增加了用户的转网成本，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更重要的是，号码不可携带使得高端用户无奈地被市场先行者牢牢控制，市场有效竞争局面难以形成。长期以来，中国移动市场ChinaMobile和中国联通巨大的市场份额差距，码号不可携带政策起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实力悬殊的对比使得市场难以保持稳定的发展势头，总是处于动荡的摇摆之中。因此，在3G时代，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新兴运营商，号码可携带政策显得尤为迫切。

SMP监管政策

SMP运营商就是“具有重大市场力量”的运营商。SMP是欧盟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管制概念。SMP运营商类似于过去的主导运营商，但是又有很大差异。一般而言，对SMP运营商的界定是基于细分市场的，即不同的市场上有不同的SMP运营商。政府一般对针对SMP运营商采取一些额外的管制措施，防止它滥用市场权利，破坏市场公平竞争。

当前中国电信监管力量不足，电信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电信管制部门常无奈地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十分尴尬。可以预见，3G的竞争将是白热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手段也会变化花样，电信管制部门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更加被动。而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SMP评估制度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通过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定义主导运营商十分必要。简单的把控制本地网络资源的固网运营商定义为主导运营商不仅落后于形势发展，而且会误导管制的方向。正确的方法是在把电信市场分为移动、固定等不同的细分市场基础上，通过市场份额、利润率等一系列科学的标准界定SMP运营商。其次是对SMP运营商进行适当的管制，以防止其滥用市场权利，打击弱小运营商。

综上所述，以上四项管制政策是保障中国未来3G市场有效竞争的四大支柱，缺一不可。目前，管制部门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论证，希望相关部门能进一步认识这四大焦点政策必要性和可行性，果断决策，为创造公平、公正、有序的3G市场竞争环境提供坚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