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曾经说过：“不成熟的诗人模仿，成熟的诗人剽窃。”尽管这种说法既精炼又形象，但在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时，用处可能不太大。

各家公司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资产。

竞争的现实意味着，在专利权和版权问题上的自满心态可能是致命的。艺术家们拿剽窃问题开玩笑似乎无伤大雅。但商业领袖很少这么做。

如果你参加了近日在纽约召开的美国出版商协会年会，你就会看到一位非常没有幽默感的资深企业高管。Microsoft公司负责版权、商标和专业机密事务的法律副总顾问托马斯·鲁宾向与会代表表示，谷歌立志成为全球关键的信息和内容来源的想法，将使其步入道德歧途。

鲁宾将谷歌形容为一种商业寄生虫，自身不创造内容，只是利用他人的劳动赚钱。他对美国出版商协会首席执行官帕特·施洛德最近的一段讲话深表赞同：谷歌有“一种不得了的商业模式——他们将免费拿走你创造的所有东西，然后以此卖广告”。鲁宾表示，这种做法“系统性地侵犯了版权，断绝了作者和出版商将其作品‘货币化’的一条重要途经，并继而破坏了人们的创作动机”。

这听起来显然与谷歌最初声称的目标——“不做邪恶之事”有很大差距。当然，真正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多数网民是否认可鲁宾对谷歌的责骂还存在疑问。

谷歌很受欢迎，而且备受追捧，因为它很管用。沃顿商学院法学和企业伦理学教授凯文·沃巴赫表示，谷歌的成功开始让包括传媒公司在内的许多公司感到惊恐。“但这些传媒公司想要而且需要谷歌，因为谷歌在两方面做得非常好，而这两方面工作是大多数传媒业务的基础：一是指引用户找到相关内容，二是撮合广告商与用户。”

一个更大、更重要（也更自相矛盾）的问题出现了。什么才算“原创内容”？莎士比亚几乎没有创作过任何情节。他的大多数戏剧都源自史实或广为人知的寓言。《错中错》首次公演时被打断过吗？没有。没有人高喊：“嗨，别演了，这只是普劳图斯《孪生兄弟》的改编版。”

我们现在所谓的“文艺复兴”，在法国文学界还被称作“la Restitution des Lettres”，即经典作品的复原或再现。如果拉辛选择就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写一个自己的版本——正如他所做的，根本不存在剽窃或文化寄生问题。当时，模仿就是创造，而且是原创。

对于创造性和原创性，我们仍然背负着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观念。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孤单的人物：他经历了恍然大悟那个时刻，并从零开始，创造某种全新的东西。

但这种观点完全错了，而且在公司环境中毫无帮助。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东西是完全“崭新”的，也很少有东西是单独一个人的工作成果。创新是一种团队活动，每个人都要从外界发生的事情中学习并模仿很多东西。

美国加州哈斯商学院教授亨利·切斯布罗格在他的《开放商业模式》中表示，商界在自己周围建立来的那种旧式保护壁垒必须推掉。我们需要开放，需要放下包袱。

“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和成本的迅速提高，预示着较为陈旧、封闭的创新模式注定灭亡”，切斯布罗格教授表示，“只有通过接触更多的创意，并将这些创意应用在更新型的产品和服务上，公司才能保持发展速度，并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创新模式。”与谷歌进行互利合作，可能是更好的战略选择。

我们需要提防怪异、一厢情愿的想法，即指望突然间峰回路转，找到创造性问题的答案。成功的创新通常出现在一个持续、冗长，而且通常平淡无奇的时期末尾，是很费力的工作。

正如英国德蒙特福德大学教授詹姆士·沃德海森喜欢说的那样：“我们这辈子已经听到太多跳出框框去思考的说法了。”他反问道：“首席执行官们什么时候才会去寻求一些更为‘框框内’的思考呢？”

创新还要求对一些“非原创的”理念保持开放心态。艾略特关于剽窃的那句名言还有后文：“差的诗人将别人的弄得更差，好的诗人将别人的弄得更好，或者至少能与之不同。”这其实有点像一个好的搜索引擎和聚合器，将老的内容以新的、有用的方式呈现出来。

莎士比亚似乎理解“原创内容”的不可捉摸之处。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中，当国王克劳迪亚斯对其侄儿傲慢无礼的回应不以为然时，克劳迪亚斯和悲剧英雄哈姆雷特之间有一段简短但生动的对话。

克劳迪亚斯：“哈姆雷特，这个答案里没有我的东西，它们不是我说的话。”

对此，尊贵的王子回答说：“是的，现在也不是我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