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曾子墨《墨迹》节选新浪争夺战

新浪上市，是我在摩根斯坦利参与完成的最后一个项目。

1999年9月中，我刚刚结束了在波多黎各的休假。带着一身健康的古铜色回到Hong Kong的第一天，我便被告知，乘坐下一班飞机立刻飞往加州——就在几天之前，摩根斯坦利把新浪抢到了手！

新浪确实是摩根斯坦利“抢”来的，而且是明目张胆、硬生生地从高盛手中抢来的。

1999年，互联网热潮席卷欧美。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名字前面冠以e或者i，又或者后面加上com，就会迅速变身为资本市场的宠儿，其年纪轻轻的创始人也将立刻身价倍增，富可敌国。嗅觉敏锐的投资银行家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年轻的中国互联网行业，其中，规模和影响力都首屈一指的新浪，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家投行趋之若鹜的目标。

当时，全球互联网的所有热门项目，几乎都在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之间争夺。新浪也不例外。

摩根斯坦利和新浪团队第一次正式会面，是在那年7月。为了表达诚意，Hong Kong的高层领导决定亲自出马。当时，互联网远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很多高层对这些新生事物都一知半解，浏览过新浪网站的更是极少数。但是，为了表现出摩根斯坦利上上下下都对高科技和互联网无比精通，领导们特意在会前10分钟找来该项目的负责人，好好恶补了一番。他们不仅记住了像“点击率”和“ICP”这样拗口的专业词汇，还终于搞清楚了新浪并非销售玩具的公司(这种错觉可能和新浪的公司标识有关)，而是一家“在网上卖广告”的公司(姑且认为这是该项目负责人为方便领导理解而发明的概念)。之后，大家很有计划地分配了各自在会议中担当的角色，信心百倍、镇定自若地鱼贯入场。

领导不愧是领导，短短10分钟的培训，已经使这些投行老手们听起来、看上去俨然一副互联网专家的派头。从国际互联网的大好形势谈到中国互联网的锦绣前景，其间画龙点睛地冠以一两个专业词汇，充分体现了摩根斯坦利高层在这一领域无与伦比的知识和经验。假如再多培训10分钟，恐怕连以下这个小小意外也能够避免。当新浪团队用中文提到“门户网站”，进而被翻译成英文“Portal”时，我们的一位高层领导低下头，掩住嘴，悄悄地问坐在身边的项目负责人:“Ithoughttheyareintheinternetbusiness.Whatdotheyneedagatefor？(我一直认为新浪是家网络公司，他们要个门干嘛？)”

会议虽然近乎完美，及至8月初，还是传来了新浪已经“花落高盛”的消息。在那个全世界人民向硅谷看齐的年代，新浪的CEO也由一位来自台湾、有着硅谷背景的海外华人沙正治担任。因此，在台湾高科技领域享有盛誉的高盛，便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新浪上市的首选投行。

事情的转机是从王志东开始的。

8月底9月初，新浪管理层发生变化，领导权从硅谷团队转到了以王志东为首的大陆团队。作为新任CEO，王志东决定重新选择投行。摩根斯坦利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世纪之交的高科技和互联网狂潮中，MaryMeeker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作为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员，这位骄傲的网络女皇在股票市场上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她对网络公司的点评就像魔法一般神奇，只要稍作肯定，股价立刻如旱地拔葱、直入云霄；假如她略显迟疑，股票则立即被打入冷宫，再也没有翻身出头之日。

为了博得新浪的青睐，摩根斯坦利搬出了MaryMeeker这张王牌。但是，“女皇”日理万机，一面难求，最后，还是摩根斯坦利亚太区主席亲自出面并且全程陪同，炙手可热的“女皇”才答应挤出宝贵的两小时，亲临新浪位于硅谷的总部。

对于那时的资本市场来说，新浪还是个无名小辈，SINA这个奇怪的英文字母组合估计“女皇”也闻所未闻。更何况，会议上从中文到英文再回到中文的冗长翻译，确实令人昏昏恹恹。在加州和煦的阳光中，在新浪舒适的会议室里，在众人、包括对摩根斯坦利有着生杀大权的王志东的注视下，MaryMeeker居然打起了瞌睡。

我们亚太区的主席坐在一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不好大动肝火。在MaryMeeker沉重的呼吸声中，他只好一面维持着优雅的风度，谈笑风生，一面借着桌子的掩护，小动作不断。据说，直到主席先生很不绅士地狠狠踢了“女皇”一脚，MaryMeeker才如梦初醒，恢复了常态下的光辉形象。

后来，我听说在摩根斯坦利大肆拉拢新浪的同时，高盛全球总裁也曾亲自致电新浪董事长姜丰年，希望不要更换承销商。高盛亚太区的一位负责人更是亲自飞到硅谷，在新浪门外等了足足两个小时，劝说王志东回心转意。

一番明争暗斗后，不知是因为摩根斯坦利的专业能力果真卓越超群，还是因为新浪的新管理团队秉承了政治挂帅的传统，我们失而复得，终于有惊无险地接手了新浪。

吾友志东

第一次见到王志东，是在新浪律师行位于硅谷的办公室里。

当我飞越太平洋，又从旧金山乘出租车赶到硅谷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时分。当时，我的几位同事正忙着和新浪的管理团队以及律师一起起草招股说明书。

满屋子的人群中，志东并不起眼。直到同事引见，我才意识到这个两只眼睛距离稍微有些远，翻着两片大得和厚得都非同寻常的嘴唇，挺着圆滚滚的将军肚，还穿着一看就是出自秀水街的棉布衬衣和休闲长裤的低调年轻人，就是在摩根斯坦利Hong Kong内部早已经声名鹊起的王志东。或许因为上市在即，自己也将跻身网络新贵的行列，那天，他一直憨憨地笑个不停。

当时我就想，所谓“大智若愚”和“心宽体胖”，形容的就是志东这样的人吧！

回想新浪上市前后的那七个月，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结识了像志东这样的朋友。而这份友情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一，则是Hong Kong那1000多只螃蟹腿。

1999年9月底，新浪上市准备工作在硅谷基本完成，然而，中国国内的审批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来。截止到2000年4月路演，我们一直都在等待那一纸批文。

等待的同时，Hong Kong的秋天歌舞升平。每当夜幕降临，我必定和志东夫妇约了一起晚餐。陪客户吃饭是投行的“工作重点”，尤其是新浪这样的大客户。于是，从中环到湾仔再到铜锣湾，有点儿名气的餐馆几乎被我们横扫一遍。

10月到11月，正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螃蟹每餐必点，吃得每个人走路都有点儿“横行”的倾向。日后，美味的螃蟹果真成了和“新浪上市”密不可分的记忆。我们总是试图计算，到底有多少只蟹腿惨遭我们消灭？我还时常提醒志东，每次单是他自己就要点两只蟹共16条腿，还不算从我的螃蟹上折下来送给他的那些腿。

到了周末，饭后还常有卡拉OK的节目。志东不仅是咪霸，还因为是广东虎门人，所以喜欢用他怪腔怪调的虎门广东话，唱一些七八十年代老掉牙的粤语歌。

我只能语重心长地说:“志东，你好歹也是IT精英，得与时俱进啊！”

“浪一浪，叫新浪。”

早年的新浪由北美的华渊网和北京的四通利方合并而成。新公司沿用了华渊的英文域名SINA，还想赋予它一个耳目一新的中文名字。

据志东回忆，他和刘冰绞尽脑汁，先对应“SI”确定了一个“新”字，又想用“纳”字来对应“NA”，取新经济新公司海纳百川之意。但之后，志东却对“纳”字不甚满意。一天，他灵机一动，为什么不用“浪”呢？“浪”与“NA”，不仅发音相近，而且在英文中，上网浏览就是surfonthenet，直译为“上网冲浪”。志东虽然是正宗的“土鳖”，一天留学生活都未曾经历，但关键时刻，他对与网络相关的英文单词却并不含糊。

按照正史记载，新浪由此得名。但据内部人士透露，新浪的由来在正史之外，还另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民间“野史”。

据说有一天，新浪某高管对着电脑，为“NA”字忧心忡忡、灵感尽失，怎么都思索不出一个好名字。太太靠在旁边，不忍看着老公在名字的陷阱中越陷越深，于是半开玩笑半劝解地说:“你先休息一会儿，过来浪一浪吧。”一语道破天机，高管茅塞顿开，惊喜地狂喊:“浪一浪，太好了，我们就叫新浪吧！”

新浪的注册地并非中国，股东也大都是海外的风险投资基金，但是，获得中国政府的审批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众多行业精英专门设计了复杂的重组结构，唯一目的就是让新浪在不违反中国相关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在海外上市。

等待的那半年，我们不断更新公司的状况和数字，向美国证监部门申报。但是，更大的风险却在于市场。纳斯达克的泡沫成分已经越来越高了，如果不能赶在下调前上市，就可能错过资本市场上这个稍纵即逝的窗口。

200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志东从北京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激动地叫喊着:“认了，认了，认同学了！”

我们几个项目小组的成员守在电话旁，面面相觑，总不会是因为审批遥遥无期，志东都开始说胡话了吧！

经过他一番兴奋得有些颠三倒四的解释，我们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原来，通过各种渠道，王志东终于获得了某主管部门部长的接见。而且，会见出人意料地顺利，领导对新浪的发展和海外上市都很支持，甚至表态说，他和志东是北大同学。

志东的激动，不难理解。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除了要面对市场竞争，还要与各个衙门斗智斗勇，任何一点儿支持对于他们都难能可贵。

这次会见，可能改写了新浪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互联网的命运。假如审批迟到哪怕仅仅两个月，纳斯达克的市场窗口就会紧紧地关闭，互联网的冬天也将不期而至。而那时，假如还没有上市融资，就等于还没有储备过冬的食品。我无法想象，没有上市的新浪以及其他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能够平安过冬吗？而后，我们还会看到意气风发的网络精英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吗？

不可思议的选择

2000年5月初，一个周日的傍晚，我拖着跟随自己走南闯北的黑色Tumi行李箱，登上了从Hong Kong飞往新加坡的国泰航班。空姐热情的问候和体贴的服务，并没有能够化解我心中的层层阴云。

一天前，我刚刚接到一个新项目，是马来西亚两家电信公司的并购，我们担任买方的财务顾问。这时的我已经升任经理，对新项目的热切和渴望却在日益冷却。我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又要过上那种周日晚上飞到吉隆坡，周五晚上飞回Hong Kong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间的两点一线，统统在酒店里解决的一日三餐，还有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带着一年级的分析员做模型、开会、谈判……已经数十次轮回的过程又要重新经历，这让我的内心充满厌倦和抗拒。

其实，就在两年前我离开纽约时，还认定了投资银行该是我一生的职业选择。

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限感慨。婉拒了猎头公司一个个的电话，放弃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我执意要回到Hong Kong，因为我知道，是时候，该回家了！

踏上归途时，我依旧对投行一往情深。我从未怀疑，也从未动摇，我一直确信，我将会、而且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金字塔的顶端，获得那个“董事总经理”的称谓。

然而，当我来到Hong Kong，当我在1999年的夏天顺利地升任经理后，一天，我却突然开始问自己: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真的要这样过一辈子吗？

那个夏天，我突然觉得自己累了，是那种身心都很疲惫的累。激情不再，新鲜感也不再了，我不知道这份工作还能带给我什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难道我真的要这样重复自己吗？

放弃，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有时它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尤其是放弃这样一份众人眼中的“金领”工作和优越体面的生活方式，我也会犹豫，也会迟疑。三年的分析员生涯都熬过来了，希望就在眼前，半途而废是不是有些可惜？这毕竟是无数人想方设法希望从事的工作，是不是还值得我留恋？更何况，即便是辞职，我是不是也应该先找一份工作，不然，我将来怎么生活呢？

在厌倦、矛盾和不时的挣扎中，我的思虑就像钟摆一般，左右徘徊。

直到那天坐在飞往新加坡的飞机上，我一边喝着香槟，一边读了棉棉的《糖》。

介绍棉棉的文章说，她从来不是一个“乖孩子”。中学辍学后，她在南方流浪，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染上了毒瘾。回到上海后，在亲人的感召下，她远离毒品，开始与文字为伴。她的生活是不是让她快乐、满足，我不得而知，但是，她的文字却告诉我，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活法。

从小，我就被灌输着最主流的观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开始上班了，也一定要做一份最好的工作。但是，我却从未真正动脑筋去想一想，什么才算是“好”？是别人都认为好的才是“好”？还是追随自己的心声，让自己开心快乐的才是“好”？

那一刹那，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点拨。我突然大彻大悟，投资银行不过是众人眼中的一道光环，我为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快乐，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呢？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同学都会在大学毕业后去非洲、亚洲，去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做志愿者，为什么金钱、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从来都被他们不屑一顾。

毕竟，生活是属于自己的。

于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简单、轻松和愉悦笼罩了我。我就这样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

同事问我，是不是有了新的工作，待遇比现在要好；朋友劝我，说再忍半年，到年底就可以拿到那笔数目可观的奖金了；连公司的运营官都和我打赌，赌一年半载后，我一定还会回来。

只有我自己才明白，我一刻也不能再等了，我也永远不会回头了。我只想给自己放个长假，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相信，我总不会沦落街头。

值得庆幸的是，我始终未曾后悔。至今，我仍然觉得从摩根斯坦利辞职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2000年6月，我度过了投行生涯的最后一天。在Hong Kong的办公室里，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致电昔日的纽约同事们，与他们一一告别。

有些人的名字，在生活中可能只是一晃而过，但那些同事的名字，我却永远记得。纵使相隔万里，彼此失去联络，对他们，我的心中永远有感谢。毕竟，因为有了他们，我可爱的同事们，我在美国的生活，在投资银行的生活，才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作者简介

曾子墨，毕业于达特茅斯大学；曾任职于美国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参与完成大约700亿美元的并购和融资项目。2000年加盟凤凰卫视担任主持人，先后主持过《财经点对点》、《社会能见度》和《世纪大讲堂》等节目。

摘编/陈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