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慧慧 徐志强不少中小型台、港资企业已感受到被迫迁徙的压力

深圳宝安区龙华镇，“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保税区工厂”大门外，统一工装的工人与川流不息的大货柜车，日复一日地进出于这个据称全球第一“代工王”的加工基地。

2006年中期，英国《星期日邮报》一篇题为《Ipod之城》的报道，让这里一度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尽管当事公司否认存在“虐工”嫌疑，但事件背后显现出来的一个尴尬事实——中国连年出口增长，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但是“中国制造”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依靠低廉劳动力赚取微弱利润——已经不容忽视。

事实上，另一层尴尬是，面对这样一些还在急速膨胀的出口“大户”，受到资源限制的深圳市也开始有些消化不良：以宝安区为例，已经没有多少空余土地发展后继产业。

出口大户隐忧

对于中国连续的出口顺差，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曾讲过一句话:“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

对于广东和深圳而言，衬衫已不再是拳头和核心，电子产品已经取代了衬衫的地位——去年广东电子工业出口额完成了1144亿美元，同比增长24.8%，占全国半壁江山。深圳的电子产口出口在广东省的份额则超过了50%。

对于这些庞大的数字，广东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姚荣城却表现得很忧虑：“这些数字听起来的确吓人，但是也只能说我们是电子信息大省，而不是强省。”

“做上游产品的工段太少，核心部件、核心零件我们自己也不能做，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总量还是通过廉价劳动力、通过一种来料加工的方式做出来的。”姚荣城说。

而据深圳贸工局统计，今年1-10月，深圳79家加工贸易出口超亿美元企业合计出口528.2亿美元，同比增长43.2%，较去年净增159.2亿美元，但出口拉动“主力”依旧是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带给深圳的两难是：以富士康为例，年销售额平均增长数百亿元的同时，对土地的“饥渴”也日甚，其在深圳的工厂十几年内由1家变为3家，工业用地超过150万平方米。而深圳市目前可以开发的规模用地奇缺，在土地方面已无力继续加大对富士康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富士康享有外资出口加工优惠，深圳从中感受的“实惠”却很少，富士康去年交纳的财税仅16亿元；此外，尽管每年“进、出”富士康的劳工高达14万人次，但高技术型人才比例低，给深圳带来的技术提升有限。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与富士康一路之隔的对面，是占地1.3平方公里的Huawei。这家80年代末在深圳创立的民营企业，拥有4万多名高级技术人才，去年的产值460亿元，创税却高达49亿元。

Huawei模式和富士康模式究竟对深圳意味着什么？

压力与转型

深圳及其周边的地区正在面临产业升级的关键一跃，外部环境的压力以及资源瓶颈，越来越困扰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对于深圳而言，2006年显然是不折不扣的调整年。

在“产业升级”的统一步调下，深圳各区政府自年初开始，就着手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的加工贸易的新建和扩建，并淘汰部分“不良企业”。

今年3月6日，港、台资企业聚集较多的宝安区出台了《宝安区关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提出了共八大部分30条具体措施。其中，第七大部分着重提出了严格执法，建立企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也就是说，一方面提高“准入”门槛，要求招商选资必须达到“投资效益、开发强度、设施配套、环境保护”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不良企业”项目“计划部门不予立项，经贸部门不予发放批准证，工商行政部门不予核准开业，质量监督部门不予办理生产许可证；对到期的不良“三来一补”企业，经贸部门停止续签协议，增资的“三资”企业不予办理变更登记。

很显然，深圳对来料加工型企业“转型”或迁移的态度，从没像今天这样强硬。

深圳市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庄世良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进驻深圳的不少中小型台、港资企业，都感觉到了随时被迫迁徙的压力。

自1982年第一家台企投资深圳以来，3000多家台资企业遍布深圳的大小产业，其中不乏高新科技企业，但主要还是以从事服装、玩具、钟表等传统产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台商在深圳的出口总值中曾一度占据三分之一。

但是这3000多家台资企业在深圳的“十一五”规划中，大都徘徊在深圳定义的“未来五年重点发展产业”——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精细化工、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之外。

被迫迁徙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不少深圳中小港、台资企业开始主动选择逐渐搬迁。

一家不愿意透露身份的Hong Kong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事印刷业的他，已经打算将公司从深圳福永一带迁走，“已经在中山搞了一块五百亩的地”。他未来的构想是，将大陆的总部依旧保持在深圳，但是生产等环节转移到珠三角西岸。

对深圳而言，在其短短的25年发展史中，这已经是港、台资迁移的“第三次浪潮”。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深圳作为外资进驻的第一站，承接了大量来料加工型的港、台资企业。一直到90年代中期，深圳政府开始着力转型，转向大型企业与高科技项目，从而造成“挤出效应”，将不少中小规模台资企业挤向了深圳周边地区，从而造就了东莞，此为第一波浪潮；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长三角加入与珠三角的竞赛，分流了部分外商投资，此为第二波浪潮。

而目前深圳外资迁移的第三次浪潮比前两次更为紧迫，也更主动。

但是加工贸易产值依旧占总产值60%-70%的深圳，能否顺利地实现自定的“自主创新型城市”目标呢？

深圳电子商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程一木认为，经过前两次外资迁移浪潮的深圳，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同于其它城市的微妙变化。

199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扶持本土高新技术产业的“二十二条”，从而初定“科技立市”的城市战略。此后，在既有的两种经济形态——国企与外资企业中，分流出创业者与新的研发力量，民营高科技企业扎堆深圳的雏形，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初显。

“到90年代中期以后，深圳经济有国企、外资、民营三分天下的说法。”程一木认为，像Huawei这样的民营高科技力量的崛起，已为深圳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