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事例都表明了人们对新技术和新创造的渴望。我把这种对创新的渴望，理解成一种中国传统。”

王长胜@本刊记者

马岩松红了。源于他设计的“玛丽莲·梦露大厦”在加拿大密西沙加市中标。至此，那些骂他只会在图纸上设计的人息声了。

历史就像一个圆桌，要发言首先得有坐在桌边的权利。“跟世界对话，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让世界知道有人发出声响来。”马岩松一本正经地说，“我获奖至少可以让我争取到坐在桌边的权利，而后才获得发言的机会，提出社会问题。我的目标是走出中国走到国际上去。这几年，很多外国设计师到中国来，但中国建筑师很少能到外国去，这是历史性的一步！走出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工作。”

32岁了。无论如何，马岩松都已经走在通往历史圆桌的途中。

“建筑要解决当代问题”

在当下中国，建筑界处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四合院延续着童年记忆中的文化血脉，写字楼则呼应着成人生活中的当代现实。新世纪以来，城建成为两种声音的对决，一边是外国建筑师的实验，一边是中国专家的保护，至于新设计力量的“中坚”张永和们，他们致力于在新建筑上复活传统。至于怎么复活，没人说得清楚。

马岩松同样曾经生活在四合院里。那时候，北京还没有这么大，小时候经常骑车横贯东西长安街；也没什么高楼，最早的都市体验还是一部叫做《高楼逸事》的电视剧，那种对于高楼内人际生态的灵异想象似乎预示着一个大都会的到来。对于小学就留长发、跳霹雳的马岩松来说，他的看法似乎有点数典忘祖：四合院并不是特经典的居住形式。胡同里有官兵站岗，不许交头接耳，皇城没有公共空间，每一个院子就是一个牢房。

马岩松的胆子不小，想象力也丰富。他把天安门广场设计成一个公园，绿树成荫。

马岩松师承的是库哈斯的传统，他的美国老师是库的学生扎·哈迪德。马岩松的设计即使在美国也显得过于激进，重建“世贸”的“浮游之岛”虽然被建筑专家叫好，却被另一个极其平庸的设计取代。图纸似乎只能是图纸，但图纸还意味着乌托邦，德国的包豪斯和法西斯，前苏联的共产国际，这种对于未来的狂想都在美国的大都会中完美地实现——曼哈顿就是一座乌托邦之城。乌托邦不仅仅是纸上谈兵，它意味着在尊重当代现实的基础上以一种富于激情的理性去把握趋势，规划理想的城市。

所以，马岩松把在美国都不能接受的“浮游之岛”搬到了北京CBD。他坚信，一定能实现。

于是有人像骂库哈斯一样骂马岩松了。关键之处不是形式的怪异，马岩松说他从来不关心形式，而是你的作品是否解决当代问题。马岩松认为他和张永和那一代的区别在于，他认为创造不在于把祖宗的东西来和现代拼贴，比院子是否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更重要的是：你如何考虑当代中国城市的密度问题、人际关系、权力和新的生活方式。旧建筑你可以喜欢，但它不是发展趋势；荷兰的老建筑很好，但现在人们更认它的新建筑，因为它解决了荷兰的当代问题。如果中国的当代问题是特殊的，那么马岩松的建筑也是特殊的，如果中国的当代问题全世界都一样，那么他的建筑拿到纽约也可以。

“尊重但不拘泥于传统”

马岩松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国内媒体和公众面前是因为2002年他的设计“浮游之岛”入围纽约世贸大厦设计方案，虽然最终因为造价和其他原因未能成为最后的赢家，然而他具有诗意的想象却让人记住了这个当年在耶鲁大学读研的中国学生。

毕业以后，马岩松和别人协同创办了设立在北京的美国MAD事务所，正如他的事务所取名为“MAD”寓意“疯狂”一样，他的设计理念以大胆、前卫著称。马岩松更像是一个顽童般的理想主义者，把大地当成了自己创造美感的奇妙空间，他的作品往往因为结构复杂、施工难度巨大而成为前瞻性的概念建筑，基于造价和决策者的观念限制要从三维数字模型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在现实里构筑和建筑物的实用性是必需的，漂亮和复杂的外观是以烧钱为前提的。这种无奈让他一度将设计方案当成当代艺术来做，他这次展出的一个造型独特的“鱼缸”曾经参加过当代艺术展。

马岩松的创意和前瞻性建筑理念在设计界也众说纷纭。早些时候他在上海朱屺瞻艺术馆谈建筑界的“概念设计”，曾慨叹他的方案梦想成真起码要过几年，因此他戏称自己是“纸上建筑师”。

成功的幸福终于提前来到。2006的春天对于马岩松而言是灿烂而有现实意义的，他参加了加拿大第七大城市密西沙加市(Mississauga)超高层设计竞赛，从众多方案里过关斩将，脱颖而出，赢得当地一栋50层高的地标性公寓楼设计权。

这是中国建筑师首次通过国际公开竞赛赢得设计权项目，他的成功让国际建筑界看到了中国年轻建筑师的前卫设计理念和实力，为中国建筑界赢得了荣誉。他中标的加拿大密西沙加市地标建筑因为丰富的曲线造型而被人昵称为“玛丽莲·梦露大厦”，从这栋大厦可看得出他受老师扎哈·哈迪德(ZahaHadid)建筑风格的影响。马岩松的骨子里显然有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设计理念是中国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产物。

马岩松的可贵在于他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传统。对于中国传统的方型结构四合院，他的想法有些离经叛道：他认为四合院的存在是因为没有公共空间造成的，每个院落都像是监狱，强势地让大家蜗居在院落里。而在他的梦想里，建筑的线条都是柔性的，圆润的。

“只要没有原则的冲突，可以妥协”

在马岩松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妥协，他曾谈到建筑界的概念设计受到各方牵制的事实，对于建筑理念的误读他显得有些无奈，比如，他的事务所中标的上海张江软件园的整体设计被建筑方称为“双龙戏珠”，而他的设计理念所顾及的却是人和自然的和谐，毫无强力的霸气。

就在全世界都在讲究能耗和环境影响时，我们的各大城市依旧在狂热地进行高度竞赛。在他的设计里，有一个概念性设计方案是必须提及的，为了反对整个亚洲浮躁的地标建筑的攀高心理，他的概念性方案珠江新城号称800米，实际是以两座400米相互贯穿、上下400米的建筑颠覆了高度的概念，这样的戏谑让我们看见了他孩童般可爱的一面。

作为70年代出生的人，他的理想主义和现实的折中相当统一，当被问及中标后倘若因为政府中途改变设计方案或资方强势缘故实物和方案相差30%以上，建筑师是不是愿意署名。马岩松回答：只要没有原则的冲突，可以妥协，价值的体现在于真实建筑的建成而非止步于电脑里的三维模型。

他拿出1918(北大红楼，比利时人设计)，1958(中国国家美术馆建筑)，2008(中国国家美术馆扩建新馆完成)三张图来表明在大型建筑物里面政治导向和政治审美起到了关键作用。

北京市东四北大街107号是建筑师扎堆的地方，这里聚集的大都是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名度颇高的建筑界的“前辈兄长”。与之一街相隔的板桥南巷7号，便是马岩松的MAD(寓意“疯狂”)工作室。冬日午后的斜阳把楼顶投影到对面楼的窗子。坐在窗前的马岩松望着窗外回答完记者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在北京成长，又师承于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作为一名在中、西方都学习过的建筑师，你在设计过程中如何理解和运用中国传统？

马岩松说：“我喜欢历史，也喜欢中国传统。但是，我希望无论是中国的建筑师还是文化人，甚至那些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赚钱的人，都能理解一个事——那就是中国的传统实际上应该是指中国的创造力，它们的核心都是创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事例都表明了人们对新技术和新创造的渴望。我把这种对创新的渴望，理解成一种中国传统。我从来不会去从某种传统形式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