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上海报道

现代中国的特征之一，就是产生令世界各国政府和公司董事会畏惧的数据。

各公司都在不停地谈论“中国价格”——中国制造商是如何把从袜子到半导体的各种商品成本压低的。在其它时候，它们谈论的是中国手机用户数量(4.4亿)或中国消费的水泥在全球总量中所占的比例(40%)。

现在，主题正在向科学领域转移。中国花了20年时间，打入一个接一个的制造业领域，在接下来的20年，它希望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统计数字表明它是认真的。

研发支出超过日本

经合组织(OECD)称，在研发支出方面，中国去年取代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增长了1倍以上。在专利申请量方面，中国也刚刚取代德国，位居全球排行榜的第五位。

以往，日本和韩国曾在大学教育上大举投资，以实现其经济现代化，如今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自1998年以来，中国大学生数量增长了逾3倍，达到1600万人。美国每年培养13.7万名学士以上学位的工程师，中国培养出35.2万名此类人才。

不但在美国的外国博士留学生中，有四分之一是中国人，而且他们之中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陆续回国：中国政府称，有17万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已经回国，去年回国的就有3万人。

跨国公司接二连三地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地科学家数量充裕，而他们的薪水仅为西方同行的20%左右。学术界估计，已有250至300家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目睹了先是日本、然后是台湾和韩国等知识型经济体的发展，中国领导人匆忙效仿，特别是在本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经常高度赞扬“自主创新”。

学术腐败问题

上述种种，似乎是中国经济战车一往无前的又一表现。但在外表之下，中国的科学动力面临着从学术造假到金融市场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在企业层面，中国的创新仍然较弱。政府制定自上而下的创新计划是一回事，而将其转化为现实，则是一项艰巨得多的工作。

实际上，这些问题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券商法国里昂证券(CLSA)近期的一份报告坚称，中国缺乏鼓励创新的法律和经济环境。报告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不是一个创新型经济体，也没有创新的企业。”

中国经济的数字与规模，将确保一些研究型公司获得成功。但中国的创新究竟是如同涓涓细流，还是像潮水般汹涌，将取决于中国在克服这些障碍方面做得如何。

问题首先出现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国可能在实验室方面支出大笔资金，但在研究结果上，却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海交通大学近来曝出的一桩丑闻，使许多潜在的担忧浮出水面。这所大学某学院的院长陈进，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种先进的微芯片，每秒钟可以处理2亿个指令。而实际上，一项调查披露，他只是刮掉Motorola (Motorola)某款产品上的名称，将其据为己有。

这桩丑闻的破坏力并不像牵涉到韩国科学家黄禹锡(Hwang Woo-suk)的那宗丑闻那么大。黄禹锡曾声称，他已从人类胚胎中克隆出全球首例干细胞。这最终被证明为欺诈。然而，这确实暴露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即政府急于炫耀研究成果。与黄禹锡一样，陈进也得到了大量政府资助。他的芯片设计是在一次有政府高官参加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当时这成为了一条轰动新闻。

甚至在上海交大爆出丑闻之前，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剽窃盛行、研究造假的指控。中国某杂志的一篇文章揭露了一些学者和学生的造假活动，他们伪造了一些著名期刊，然后将文章发表在上面，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他们的文章在专业刊物上得以发表。

“人们过去认为，只有政府官员才有可能腐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表示。“但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学术界，也有很多类似(陈进这样)的例子。”

数据显示，学术质量可能正因此受到影响。2004年，在已发表科学论文数量的排名中，中国位列第九，一些中国科学家也成为《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等国际杂志的封面人物。然而，在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数量方面，中国仅位居第124位，这反映出中国大量科技产出的影响相当有限。

一些中国学者表示，研究质量低，不仅反映出快速扩张的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是政治干预的直接结果。浙江大学(Zheijiang University)教授刘明表示，大学里多数重要决定——例如晋升、经费和在刊物上发表文章——都是由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做出的，而非同行评审(peer review)的结果。他表示：“在大学圈子里面，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的不当干预是阻碍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

教育体系有待改革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若想提高创新能力，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机构，还包括教育体系。大学教师们表示，大学过多地关注理论和机械式的学习，在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方面关注不够。班级的人数也过多：一些博导需要指导50多名学生。

麦肯锡(McKinsey)的一份报告估计，在中国大学的工程类毕业生中，只有10%具备在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该咨询公司警告称，中国即将出现人才短缺的局面。中国人甚至这样称呼此类学生——“填鸭式”，他们擅长记忆事实和通过考试，但非常缺乏主动精神。

在儒家传统的熏陶下，中国对教育非常重视，但也极度尊重权威。雇主们经常抱怨称，尽管他们雇用的大学毕业生似乎在理论上很出色，但很难让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曾面临这种局面：必须克服年轻大学毕业生沉默寡言的毛病，中国政府正努力解决某些问题。中国在课程设置上做了一些变动，强调交流和团队合作，同时建立了一批一流大学作为核心，它们将得到额外的资源。不过，即使顶尖大学的预算也十分紧张。

然而，阻碍创新的最大障碍之一，可能不在实验室或教室，而是股市的命运。过去二十年来，小型私营企业一直是创新的主要动力之一，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为私营企业家提供足够的支持。中国国有企业占据了约75%的银行贷款，并在1300家上市公司中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研究型公司有时需要数年时间，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花费，才能将产品推向市场，但中国企业家往往不得不依靠家庭成员或非正规的贷款网络，来筹集初创资金。“在建立一个后院工厂方面，非正规网络确实相当有效，”麦肯锡大中华区总裁高安德(Andrew Grant)表示，“但如果你希望转变为一个1000人的业务，它们就不起作用了。”

在日本和韩国，研究集中在那些有财力冒险的大公司身上，例如Sony(Sony)和Samsung (Samsung)。然而，在中国，大公司多为国有企业，经营企业的高管对于冒较高风险颇为敏感。“其中一个关键是金融体系，”里昂证券经济学家安迪·罗思曼(Andy Rothman)表示，“问题是，这个体系是否能够真正将资金配置到私营企业，为它们的自主研究提供资金？” 罗思曼编制了一份有关中国科学动力的报告。

除了上述障碍，中国创新还面临着知识产权遭窃的进一步威胁。专利侵犯对研究的直接威胁可能已被夸大：公司通常更关注那些伪造成品的人，而不是那些从实验室盗取机密的人。然而，中外企业经常警告称，这种法律不确定性将阻碍对知识产业的投资。

跨国公司有望发挥作用

抛开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不谈，有两个因素可能对中国有利。首先是跨国公司的作用。我们很难衡量跨国研究的范围，因为一些在华研发中心对于公关的关注程度要高于科学。瑞典驻华使馆科技参赞西尔维娅·施瓦格·泽格(Sylvia Schwaag Serger)预计，只有30%的海外公司正在开展创新研究。她撰写过多篇有关中国研究方面的论文。

然而，长期而言，跨国公司为中国的创新努力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Microsoft(Microsoft)、Intel(Intel)和其它领先公司，正在对年轻一代科学家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如何管理跨越不同学科的复杂研究项目、如何与大学研究人员建立联系，以及如何与其它拥有专业技术的公司合作。

具备了这些技能，其中一些年轻科学家一定能独立开创一片天地。施瓦格·泽格表示：“这些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溢出效应。”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归国人员。在去年回国的3万名海外毕业生中，一些人是被政府资助所吸引，其他人则是受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吸引。许多人谈到了为国出力的爱国主义动机。归国人员不仅带来了从国外学到的技能，还带来了交流创意的更大意愿。

“中国科学家有能力创新”

“中国科学家在西方的成功表明，他们有能力创新，”丹麦糖尿病专业机构诺和诺德(Novo Nordisk)中国研发中心总监王保平表示，“他们所需要的是适当的环境。”

除归国人员以外，中国大陆还有着吸引许多台湾人才的优势，这些人目睹了台湾如何建立以研究为基础的行业。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台湾公司和归国人员已经是企业创新的驱动力。华盛顿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道格拉斯·富勒(Douglas Fuller)表示，在中国616项美国信息科技(IT)实用专利(utility patent)中，外籍华人或海归人员创建的公司就占了503项(实用专利是真正的创新而非改造)。

20年来，大量海外华人通过提供资金和管理技能，帮助中国迅速进军制造业。如今，他们可能会为中国的创新提供同样重要的推动力。(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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