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程武

1992年早春的小平南巡讲话，掀起了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热潮，也使得当时在中国还未真正进入公众视野的联想开始了真正的起跑。回顾联想集团的成长史，南巡讲话对于联想的影响至少在两个方面功不可没，一是促成了联想下决心大规模生产自有品牌电脑，另一方面促使联想职工薪酬制度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生机盎然的那个春天

1992年早春，邓小平在中国南部把改革派人物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时，柳传志也在北京“煽动”属下，要把他们营造成无坚不摧的斗士。这位联想创始人回忆说，在这之前的36个月里，北京被意识形态的争论分了神，“姓社”还是“姓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反和平演变第一”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都是当时媒体纠缠不休的问题。“左派”和“右派”互争长短，政府官员踌躇不前。现在，全中国都听到了时代的脚步声。1月的最后一周，广东省顺德市有个农民说：“我不管你们搞的什么主义，现在就很好。你说这是社会主义，那就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那就资本主义好。”这话如果只在私下悄悄说说，倒还没什么，难得的是报纸居然会公然刊登出来。更加让人惊讶的是，当时这农民的对面站着一大群党的高级官员，他们簇拥着一位老人，那正是已经退休26个月的邓小平。

据全面记录联想成长过程的《联想风云》一书记载，邓小平在广东、武汉和上海的巡视，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事件。除此之外，杨尚昆告诉那些还在犹豫的政府官员：“更放宽些，更大胆些。”这位国家主席显然对面临的经济即将起飞的新周期激动不已。一周之后，机电部在北京召开厅局长会议。对于联想竟能每月把至少10万块微机主板卖到海外去，与会者全都感到不可思议。那时候搞外贸的官员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产品卖出去。他们把柳传志邀来，听他讲述那“茅台酒质量，二锅头价格”的故事。2月份，深圳的房地产价格涨了一倍。联想当初为把Hong Kong生产基地撤回大陆，在那里买了半公顷土地，现在大家直后悔当初没有多买点。与此同时，财政部在电子行业部分企业中实行的减税政策终于惠及联想———好多年来他们一直被摈除在这个利益圈之外。减税条款共计10项，联想可以在未来3年里享有其中4项：免征产品税；减半征收所得税；按销售收入提取10%的研发费用；对重大引进项目免征进口税。

市场大潮下的弄潮儿

假如我们要为国际贸易壁垒的最后崩溃寻找一个时间点，那么一定就是这个春天了。中央政府宣布立即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还将在两年内取消微机的“进口许可证”。这在国内的计算机生产厂商中引起了阵阵不安。就当时情形看，联想虽然拥有排名第二的销售额，可大部分都是靠销售外中国生产的品赚来的。那时候联想给人的印象是一家代理商，至少你在微机市场销售排名榜的前10个品牌里面找不到它。

1992年的前几个月，柳传志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市场就要变成国际市场，相信危机迫在眉睫。他对公司全体员工陈述自己的想法：“看今天的形势，确实是风来了，而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呢？是不是抗拒得了呢？”

那时候在各种订货会上，国内电脑都被来自外国和台湾的电脑包围了。有IBM、AST和康柏，还有“ASER”和“神通”。他们的报价使国内电脑公司都没法竞争。市场上微机的平均价格在一周里下跌了4000元。1992年2月国内计算机行业的利润总额下降26%。规模最大的长城销售额虽然上升了，利润却下跌53%。与此同时，还有26851台中国生产的微机堆在仓库里面卖不出去。

柳传志和另一位创业元老李勤在中关村联想总部讨论这个局面。中国计算机工业已有36年的历史，有了小型机、微机、外设、软件与信息处理服务业的整个链条，有了一个大约7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但是与国外相比，中国的计算机制造厂商仍有至少12个月的时间差，200家计算机企业的固定资产加在一起，还不如人家一家大公司的实力，销售规模大约相差100倍———人家以“百万”计，我们以“万”计。

李勤说：“我们要抢占他们的市场，等于从虎嘴里夺食。”柳传志说：“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在感到了价格战压力的情况下，善于用人的柳想到了启动新人计划。于是在1992年4月的高层任免名单中，出现了郭为、杨元庆和王平生。相比郭的新职“总裁助理”，杨此时还只是一个业务部门———CAD部的总经理。而在1992年的所有决策中，柳做的最冒险的一个决策就是在当年5月成立家庭电脑事业部。这个事业部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搞开发而无产品可售，直到杨正式统领跟PC相关的所有事业部门时为止。

微机事业部是1994年3月19日在仓促中成立的。形势刻不容缓，计算机行业的竞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中国生产的微机大都溃不成军，转而寻求与外国公司合作，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康柏，都是那时候中关村人人传诵的故事。AST倒是没有进入中关村，但是它在天津建了生产基地，据说投产以后的产量将超过全部中国生产的微机。整个形势就像电子部的一位官员说的：“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真不知道还会有谁能做中国生产的微机。”也像李勤在微机事业部成立大会上所说：“在座各位受命于一个非常时期，肩负着公司的重任。我们的竞争对手已是国外大的名牌公司。”

柳传志在多年以后承认，把杨元庆推出来是“拼命赌上一把”。当时联想微机的销售额在公司只占12%，就算全都赔光，还不至于满盘皆输，无非是退回到代理商的轨道上来。杨元庆没有让柳传志失望，在杨的领导下，从1994年起联想PC连续3年获得了40%的年增长率。1996年联想PC第一次成为国内PC市场的霸主。这一成就为8年后联想购并IBM个人电脑业务跻身全球电脑第三把交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职工薪酬制度的大胆探索

柳传志治理公司的基本逻辑之一，是相信人的本性中具有追求利益的特征。一种好的薪酬制度，能够让人们把这种追求与职业的责任感结合在一起。所以，在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变职工的薪酬制度。

3月的一天，柳传志试图寻找销售市场上的进攻路线时，忽然接到属下呈来的一个文件，顿时来了精神。文件勾画了公司成立以来第一个分配住宅的方案。他对自己6年前第一次分到一套公寓时的兴奋还记忆犹新，知道住房的分配在中国任何一个机构都是最头疼的事，而且牵动着所有员工的热情、智慧和渴望。几个月前他派王平生去制定这个文件的时候，王平生向他建议：“我们要有一个突破，在年轻人最有干劲的时候，喂给他最好的草料。等到人都老了再弄一个‘三间一套’，那没多大意思。”他当即同意，可在心里还有疑惑：那小子怎么才能做到让老年人心甘情愿地排在年轻人后面？现在他发现王平生的确是说到做到。

“我看了分房子的名单，不论是一间的、两间的，还是三间的，几乎都是年轻人。”柳传志在公布这一方案的大会上对全体员工说。

让大家如此激动的新房子共有72套，可当时却有至少400个员工瞪着它，人人想要。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住房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员工工资中购买住房的那一部分扣下来，然后把房子当做福利来分配。假如援引旧例，那就无法避免公司内部的一场无休止的争夺战。现在公司宣布，无论谁想得到住房，都须照价付款。公司可以用资产担保、让员工自己到银行贷款，分期偿还。根据《联想风云》记载，这一方案在今天看来已是太简单的事，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却有着石破天惊的效果，因为它在京城开创了工薪者购买住宅的先例，签下老百姓向国家银行贷款用于消费而非投资的第一份合同，此外还让大部分员工自愿退出“申请者”的行列———他们不再为分不到房子而觉得吃了大亏。

“72家房客”总计贷款600万元，数目不大，可是公司、银行和政府都很兴奋，搞了个声势浩大的合同签字仪式。此事成了1992年北京媒体追逐的热门话题。至少有30家报纸把这件事情刊登在要闻版上。《北京青年报》别出心裁，在头版最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幅大照片。画面的背景是那栋让这家公司和这个城市激动的公寓，“72家房客”站在楼前的废墟之上，高低错落，个个满脸灿烂。有27岁的杨元庆、28岁的郭为、24岁的李岚、40岁的王平生、36岁的李晓枫。可是没有柳传志和李勤，也没有那些开创联想的元老们。

1992年以前联想员工的工资，在体系和数量方面与整个国家的事业单位并无区别，所不同者在于工资之外的奖金和福利。当时政府把支配福利基金的权力交给企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Lenovo管理者的想象力。他们决定把福利基金分割开来，归属员工名下。到了年底，每个员工都能得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有多少福利基金。员工不能支取现金，但可以用它来购买住宅、养老保险、通讯器材、子女的教育费用或者度假。“这是把福利基金人格化，这样一来，员工第一次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使用这一部分收入，而且不必担心自己的钱被别人占有”。

这一制度还让公司结束了“有钱不能发”的局面，员工的实际收入大幅度提高。1992年员工平均享有的福利基金大约1万元，相当于固定工资的两倍，所以它在公司的历史上被当做“低工资高福利”的年代。

联想薪酬制度的变化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停止。我们如果要在其中寻找清晰的脉络，那么可以认为，它从1992年开始，而在2001年“职工持股会”获得“出资证书”的那一天才终于完成。2001年，联想改制，联想集团控股公司更名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中科院和职工持股会作为股东分别占有其65%和35%的股份，从机制上完成了联想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