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主其代表曾经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评选以严格著称，科研人员以申请到它的项目为荣。一次，一个年轻的科研人员申请的项目没有成功，他给李主其代表写信表示：能不能自己出钱做这个项目，然后写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

这封信让李主其哭笑不得。

一方面是浮躁之风蔓延，另一方面是官本位侵蚀，“‘官本位’体制极大挫伤了广大科研人员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也造成学术腐败和浮躁现象。”茅玉麟委员说。

很多代表委员都有相同的感觉，为科技创新创造更好的环境，为国家创新、人才创新的百年大计从长计议，成为大家共同的愿望。


搞科研何必挤仕途

浮躁空气不利于科学研究

在两会会场上，经常听到有关科研浮躁的故事。一位委员说，国内一家非常著名的实验室把一名优秀学生送到国外一家著名实验室交流。一次，这个实验室的专家、学生济济一堂，讨论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讨论正在热烈地进行，国内的学生插话了：不行！你们这样的工作都不能在《科学》、《自然》上发表。

全实验室的人员一片愕然。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委员也碰到过这样的例子。有位科学家带的博士生非常有水平，也有发展潜力。一次，这位博士生作出了非常好的研究成果。结果，他为了增加SCI的数量，把论文分成几部分，分别发表在不同的杂志上。

邬贺铨委员特别感慨：过去有些老科学家是不达到一定积累，就不发表文章。过去科研系统有这样一句老话，十年磨一剑。现在不少年轻人一听说坐十年冷板凳，纷纷打了退堂鼓，都希望一个项目能够尽快完成。“现在的浮躁空气真是不利于科学研究。”他说。

“这也不能怪年轻人。现在的科技评价体系太急功近利。”朱清时委员说。如今衡量科技工作好坏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影响因子，过去是论文篇数；二是经费多少。如果分量不够，在年度的工作述评中可能就要排在后面。结果一些老先生看年轻人的压力过大，在项目结题时，明明是自己领衔，却要把年轻人的名字放在前面。“我们评奖、考核意义都不大。他们的压力太大了。”一位委员这样告诉记者。

“官本位”思想正在侵蚀科学殿堂

陈重华委员说，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不少科技工作者热衷于做官。国内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为自己下属研究院所的青年技术骨干规划职业生涯。在选择干部路线还是技术路线的问题上，只有一个人选择技术路线，其余的人都选择行政路线。

一家知名科研院所的年轻科研人员很有研究前途。当他听说上级科研机关要选拔一个行政部门主任的时候，毅然决定报名竞聘。他的理由是很多选择这条路线的年轻科研人员的心声：当官的感觉多好，别人都围着你转。

科研人员当了官，往往被繁杂的行政分散了精力，忽视了本质科研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夏建白委员说，现在主要学术带头人的精力不能集中在科研工作上，整天忙于申请项目、写报告、总结，参加评审会，研究工作只能由研究生去做。这样每年能发表一些文章，但出不了高水平的文章。

一位委员说，现在科研经费渠道多、“婆婆”多。经费渠道多，按理说是好事，但是也带来一些弊病。如资源浪费、仪器装置重复购置。如在中关村地区，许多研究所和高校都搞“纳米”项目，因此就集中了许多台的电子显微镜。每个单位都想在这方面出成果，但是无论在时间还是在人才上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浪费。

“科学创新需要学术自由，而如今不少科研立项都成了计划经济。”一位委员说。在他看来，科技方面进行一定的规划是必要的，但是比例不宜太多，占多了等于让科研人员按照计划经济去做。

搞科研的不当官，当官的不搞科研

田静委员说，“要给科研人员创造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改革科技评价机制，给他们相对宽松的生长环境。”

不少代表委员都有相同的看法。

茅玉麟委员说，科研人员为了申请科研经费，需要疏通各级管理部门，权力有时成为某些管理人员谋取私利的筹码。应该从体制上找原因，在体制上形成一种氛围，搞管理的好好为人民服务，搞技术的好好做学问。管理和科研是不同的岗位，应该针对不同岗位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制度。

“不讲诚信，弄虚作假是创新的大敌。”陈重华委员说，当前尤其要狠刹“贪天之功为己有”的官员学霸风气，以激励年轻科学家的务实求真的进取精神。

“老一代科学家周光召曾经说过，搞科研和做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很难在一个人身上体现。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搞不好。”陈重华委员建议，在制度上消除学术界“官本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