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

同性恋运动和

美国艾滋病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

一开始上杰瑞的课，我发现杰瑞每次都是拉着一只棕色的旅行箱，风尘仆仆而来。一进教室，他就把拉杆箱的拉杆“咔”一声还原到箱子里，皮箱就那样静静地被揽在他的脚下。而下了课，杰瑞就会重新拉起他的箱子，一边和学生说着话，一边走出了教室。

刚开始时，我以为杰瑞是一名旅行狂，到了周末就四处旅行度假，工作日才赶回来上课。后来我才知道，拉着皮箱和旅行度假其实无关，那只是杰瑞的近乎疯狂的工作模式。原来,杰瑞并不住在纽约，他住在离纽约220英里远的另一个城市——波士顿。他的固定工作模式是：每周日晚上，从波士顿开3个半小时的车来到纽约，周一在哥大给我们上完课后，晚上再开车12英里到达纽约州的私立文理学院——莎拉劳伦斯。等周二的课结束之后，他再开车从纽约州回到波士顿，每周如此循环往复。

波士顿（来自网络）

这样一周折腾一次的生活，在正常人眼里是疯狂和不可思议的。但是杰瑞却风雨无阻，乐此不疲。他对我说：“住得太远不得不这么做，刚开始是很痛苦，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

虽然工作奔波辛苦，但是上课时，大家丝毫感受不出杰瑞与其他教授相比减分的地方，你感觉不到他有任何疲惫之态，相反，一旦到了课堂上，他本能地变得非常亢奋。他疯狂的个性经常感染了课堂，课上的整个空间也充满了“杰瑞风格”。

杰瑞对他本人是一个同性恋者毫不避讳，他经常会在课堂上自然而然地说起“我的partner(伴侣)”如何如何，毫不掩饰他对自己另一半的热爱和自豪，也从不在意别人在私下里和他谈起同性恋的话题。

有一次，杰瑞下了课对我说：“海涛，下了课，我要和你开个会。”我以为他要谈什么严肃的写作话题，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师生之间胡乱侃侃大山，他要了解一下我最近的状况。谈话中，我经常会对杰瑞介绍中国，比如我会说：“中国现在流行微博，我把每天上课的情况都写在微博里，每一条只能写140个字。形式就和你们的Twitter（推特）一样。”说着，我打开微博的页面，给他看看什么叫作中国式的Twitter（推特）。他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些充满中国方块字的页面，忽然问：“有写我吗？”

“那当然啦。”

我马上在我的页面里搜索了杰瑞，然后把一整屏的有关他的微博得意地展示给他。他上下用眼睛一扫，突然指着一条既有Gerry又有Gay的字样说：“好呀，你在说我是Gay是不是？这条给我翻译翻译。”杰瑞的语气是在假装生气。我一拍自己的脑门心想：“糟糕，怎么这两个字都写的是英文呀，被识破了。”

我开始现场翻译这条微博给他听——

我不知道我有多slow（迟钝）。同学凯蒂一直在说她的girlfriend,我以为就是室友，原来她们是lesbian（同性恋）。杰瑞一直在给我们播放80年代美国关于艾滋病的视频,我看见杰瑞出现在一段视频里，他笑着说，你们可以看见黑发的我，他也是Gay。同学勒马说，他在做Gay's love story（同性恋的爱情故事）。原来，他也是Gay。

说着说着，我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尴尬地看着杰瑞。杰瑞笑着说：“海涛呀，你说我是Gay啊,我准备起诉你。”

我哈哈一乐，这个时候，我觉得杰瑞是那么得可爱。

Gerry给我们上课时，坐姿经常不拘小节

因为杰瑞本人是同性恋，又因为同性恋题材是口述历史众多题材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此，他对同性恋题材的口述历史十分热衷。

有时候他看似无意地打开一个视频要和我们讨论，但是在按下“开始键”那个小三角之前会突然说：“嗯，这个视频呢，是80年代的同性恋大游行的珍贵视频，在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年轻时的我，大家要屏住呼吸啊，那时的我头发可是全黑的，比现在帅多了。”

课堂响起了一片笑声。

视频被打开了，那个黑色头发、眼神逼人，而且精瘦精瘦的年轻杰瑞在晃动的镜头里振臂高呼着，他夹杂在游行队伍和各种举起的大海报里，夹杂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中间，有节奏地喊着押韵的英文口号，一种时代感扑面而来。我看着眼前的杰瑞,又看着那像素不高的视频中的杰瑞,感觉似乎穿越了时光隧道。尽管眼前的杰瑞头发已经被时间的魔法师弄得花白，但是那年轻时的机警眼神一点都没变，好像时间并没有夺去他身体里那个激愤的灵魂。

同性恋运动和美国艾滋病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因为杰瑞本人对同性恋这个题材的痴迷，我也通过课堂这个窗口，了解了美国同性恋运动的历史和与同性恋相关的、轰轰烈烈的艾滋病发展史。

艾滋病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时开始在同性恋者之间传播。当时这种还不知名的疾病在美国社会投下了极大的阴影。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病的病因，因此比疾病更可怕的在于，疾病和死亡引发了全社会对于这种怪病的恐慌，负面情绪迅速蔓延。当时的美国由里根政府执政，因此保守主义的氛围非常浓重。人们无法科学客观地认识同性恋，整个社会充满了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接替里根担任总统的老布什、重量级的参议员赫尔姆斯也认为艾滋病缘于行为不端，而根除疾患的最好办法是保持贞洁。

那个艾滋病蔓延爆发的年代，人们因为无药治疗而无计可施，杰瑞本人经历了同性恋朋友连续死亡的黑暗时期，也经历了美国同性恋者为自己维权的启始。我想，如果给他本人做一个口述历史，应该可以窥见很多20世纪80年代的同性恋者共同拥有的心路历程。

杰瑞本人对这段历史说得不多，他总是想方设法地通过课堂上的课程设置，来让我们感知那个年代的故事。

前面介绍过的，来当过课堂嘉宾的表演者潘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本人是双性恋，经历了那个对同性恋者极其不公平的年代，后来她变成了一个内心充满同情的关怀主义者。正是由于杰瑞对她的邀请，让我们班里的一个同性恋女孩凯蒂，把潘妮变成了她的口述历史采访对象。凯蒂做完采访，在课堂陈述时分享了潘妮的经历，从这份口述历史证词当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艾滋病在同性恋者之间传播的力度，以及同性恋者受到的社会排挤。

对于历史，你可以对年轻人讲故事。你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来表现一部分。但是最终，你把历史变成了一个别的，或者说，你只能表现出一部分真实的东西。我是一个很努力的艺术家，我充满了同理心。我努力地希望在我这里参与表演的年轻人，能感受到1983年左右的情况，当同性恋人群纷纷病倒，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专属于同性恋者的癌症，你可以感知到，人们是怎么被对待的。从萨拉·舒尔曼（Sara Shulman）的采访中你就可以感觉到这种歧视。萨拉·舒尔曼的爸爸是个心理医生,你可以想象，当她的家族知道她是一个同性恋时有多么失望。她一直忍受着别人对她的恶劣态度。然后，艾滋病大规模地爆发了，人们谴责同性恋者，这使萨拉·舒尔曼认为，因为你是同性恋者，你就在基因上处于劣势，是基因的原因，让你生病，然后让你死。这种羞辱感一直存在。

潘妮认为他们那一代经历的同性恋历史太悲伤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年轻一代已经感受不到那种悲痛，反而把同性恋变成了某种带有时尚印记的标签。她在凯蒂的采访中说：“过去那段波澜壮阔的悲壮历史已经难以被新一代人真正理解了。”

除了带来像潘妮这样的课堂嘉宾，杰瑞有时候还通过播放纪录片的形式来告诉我们那段波澜壮阔、悲痛欲绝的历史。我们本该去祖科帝公园（Zuccotti Park）采访“占领华尔街”的那一天，下起了大暴雨，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投了赞成票，所以这个采访最终没有成行。我们一行人回到了教室，观看了杰瑞带来的这部关于同性恋和艾滋病的纪录片——Common Thread: Stories from the Quilt（《共同线索：艾滋被子的故事》）。这个影片是杰瑞经历的那段“同性恋被蔑视时代”的最好见证。

纪录片《共同线索：艾滋被子的故事》的结尾，每块被子代表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这部纪录片是1989年拍摄的。为了纪念死于艾滋病的人们，一些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发起了——“艾滋病纪念被子的名字工程”。每一位因艾滋病失去亲属的家人会在一块3英尺乘6英尺的被子上镶嵌上死者的照片、小物品或者信笺，上面还写着亲属想对死者说的话。被子制作完毕之后，人们会拿着它去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举行仪式，把被子铺在国家大草坪上，一起共同纪念逝去的亲人。

这部纪录片拍摄了正在做被子的人们。导演通过一条被子，引出一个去世的人物，再通过这个人物的故事，用编年史的方法记录艾滋病的发展历史。导演用亲属口述与历史资料交叉编辑的方式，拼接出当时艾滋病患者的悲哀境地。

课堂上，我们对导演怎么设计这个纪录片的表现形式做了很多讨论。我们学习到了口述历史证词与纪录片巧妙结合的方式，也了解了大量的艾滋病在美国发展的史实。我后来查资料时发现，当时很多死于艾滋病的人，并没有得到举行葬礼的机会，这既是由于艾滋病给家属带来社会羞辱感，导致一些家属不想给艾滋病死者办葬礼，也是因为很多殡葬机构根本不接受艾滋病死者的遗体，让家属没有办法给艾滋病死者办葬礼。

可以说，口述历史的课堂，对我来说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我学习采访技巧和作品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我又可以与美国文化历史无缝对接。而学习当中的很多时刻，都让我震撼无比。Common Thread: Stories from the Quilt（《共同线索：艾滋被子的故事》）这部纪录片的结尾，就是这样一个时刻：一块一块印有艾滋病死者名字的被子，竟然铺满了整个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看到这里，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对那个时代的悲悯。了解到艾滋病人受到的不公待遇，我才感觉到“名字工程”这种让人们在美国国家立法机构国会山以及华盛顿纪念碑之前举行的纪念仪式的冲击力。

因为杰瑞对同性恋题材的多次介绍，让我后来对这个题材有着格外的兴趣。这种兴趣延续到了课堂以外，每当我在其他场合看到类似题材的影片时，会因为课堂上对这段历史的学习，感到对这些作品的理解更加深刻。

纪录片《瘟疫求生指南》（How to Survive a Plague）（来自网络）

哥大的教师学院曾经播放奥斯卡提名纪录片——《瘟疫求生指南》（How to Survive a Plague），这部纪录片表现的就是那段同性恋不被接受、艾滋病不被重视的历史。影片记录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艾滋病早期蔓延传播时人们的愤怒和绝望，人们对布什政府不作为的控诉以及1996年之前医学发展的困境。在镜头中，我看到愤怒的人们冲进FDA（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总部，要求加快治疗艾滋病药品上市的进程，整个画面如同史诗一般。

2013年公映的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Dallas Buyers Club)表现的几乎是与《瘟疫求生指南》同时期的内容，只不过前者是一部电影。众多影评者纷纷评论这部影片表现的是个人对命运的挑战，我知道，这里讨论的远远不是个人对命运的抗争，而是深藏着个人与体制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正是因为这些美国异见分子对体制的挑战和不断的斗争才有了艾滋病患者的今天。《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有对当时美国政治无能的无情嘲弄。

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Dallas Buyers Club)（来自网络）

可以说杰瑞不仅是我的文学写作引路人，他在同性恋题材方面的广泛介绍，让我对这部分的美国历史比较熟悉，也对同性恋群体没有任何陌生感。

有一次下课，我又和拉着旅行箱的杰瑞一起走出了教室。第一次，我提出了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杰瑞，既然你教书的地方都在纽约，你干吗非要住在波士顿不可呢？这样不是很折腾吗？”

杰瑞淡然地说，“哦，是这样的，我和我的伴侣以前都住在纽约，但是后来他的公司破产了，他在纽约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就去波士顿工作了。我是为了他，才搬到波士顿去住的。确切来讲，我是为了我的伴侣而选择住在那里的。”

我心想，杰瑞啊，你每个星期日深夜11点从波士顿出发，开车到纽约时已经凌晨3点，每个星期如此来回往复，这绝对是真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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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海涛

历任《北京青年报》财经记者，新浪网驻华盛顿记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国区总顾问。2009年，与时任谷歌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博士合作出版《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迄今销量超过100万册。2013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硕士的中国人。2014年创办海涛口述历史·人物传记工作室。2016年，出版《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先后在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讲述非虚构写作和口述历史。2017年10月，与奇虎360董事长合作出版周鸿祎授权自传《颠覆者：周鸿祎自传》。

《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是范海涛心路历程的一场记录，有理想和现实、选择与坚持，自我成长和人生奋斗的交互思考。描述了魔幻般的美国大学文科课堂，再现了跌宕起伏的求学经历，并首次向国内读者披露了口述历史学科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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