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在美国肆虐，让人不禁想起1918年的大流感。1918年的大流感起于当年1月，终于1920年6月…… 今年刚好是其结束100周年。

堪萨斯州位于美国中部，是美国的几何中心。

堪萨斯大草原风景秀丽，但1918年的美国农民们却恐怕难有兴致欣赏冬日的草原。生活异常艰辛，农场每天需要用泔水喂猪，牛、羊、鸡这些动物也都需要照料，每日辛勤劳作后，生活粗糙，居住逼仄，破旧的房子难以抵挡冬日夜里的寒气。

人们每日劳累、营养不良、寒冷受凉，在这样的环境里，感冒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1 病毒杀了一个回马枪

迈纳（Loring Miner）是哈斯凯尔郡（Haskell County）的执业医生，细心的他在年初（1-2月的某一天，具体日期已经难以考证）接诊了一例不同寻常的严重感冒病人，这位病人是个年青农民。这位尽责的医生迅速向州卫生部门和联邦卫生部门报告了这个令他困惑的病例，尽管这并不是法定需要报告的病例。然而令人叹息的是，那时候还没有专门的疾控部门，各级卫生部门正忙于战争医疗服务，这位乡村医生的警告自然没有任何人理会。

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总统到国会发表演讲要求对德宣战，他已将前一年让他当选的竞选口号——“他让我们（美国）远离战争”（He Kept Us Out of War ）抛诸脑后，很快就正式介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开始，美国各地就开始了大规模征兵，战前美国常备军只有区区13.3万，那是万万不能满足需求的。如同美国各地，无数堪萨斯大草原的年青农民们进入了堪萨斯州东部新建的芬斯顿（Camp Funston）军营受训，而这个军营的训练规模超过5万人，病毒就这样不为人知地潜入了美国军队。

1918年3月4日早晨，军营厨师（Albert Gitchell ）因为有感冒症状到军医服务处求医，当天中午107名士兵有了同样症状，而到了周末，感染的士兵数量更是增加到了522名，到了月底，感染住院的士兵达到了1100名，其中的20%伴有肺炎，轻症的更是高达数千人，死亡38人。

而这距离堪萨斯大草原的首例农民病例的时间可能还不到1个月。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病毒消失就如同其到达那么迅速，很快整个夏天就再也没有新的病例报告，最糟糕的情况似乎已经过去了。然而，没有人想到病毒只是在夏天暂时潜伏，它还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对人类进行最致命的出击。

1917年6月2日，首批14000名美军士兵登陆法国准备参战，此后源源不断的美国士兵抵达欧洲大陆，1918年夏天每个月送往欧洲的美国士兵达25万人，整个战争期间参战美军士兵高达280万，病毒在1918年春天也跟随士兵跨越了浩瀚的大西洋抵达欧洲和全世界。

1918年春末，西班牙通讯社向伦敦路透社发出了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新闻通讯：一种奇怪的流感疾病在马德里爆发，但症状温和，目前还没有死亡病例报告。因为西班牙媒体最先报道了疫情，再加上西班牙没有参战使得媒体可以自由报道疫情，西班牙国王被感染更增加了新闻性，1918年这场世界大疫因此被误称为西班牙大流感，还有人幽默地称之为西班牙女士（Spanish Lady）。

没有任何人能想到，这恰恰是病毒开始大流行的标志，1918年8月，在蛰伏了5个月后，病毒杀了一个回马枪，跟随参战士兵从欧洲再次回到美国，并将掀起一场大杀戮。

2 兵临城下，费城面临极大威胁

8月28日，波士顿港口接送参战美军的轮船上发生了一例流感病例。德文斯军营（Devens Camp）位于波士顿西北，这里严重超员，设计容量为36000人的军营实际驻扎军队超过45000人。这里很快成为了重灾区，到9月中旬，感染者已经超过2000人。

与几个月以前出现的病例不同，这次的感染来得异常凶猛。根据德文斯军营的军医格里斯特（Roy Grist）的记载，病人入院2小时，面颊上就出现红褐色斑点，高烧达到40度，剧烈咳嗽，几个小时后，很多病人从感冒症状就发展到严重肺炎，病人开始咳血，甚至耳朵、鼻子和眼睛都在出血，耳朵、脸以及皮肤发绀（蓝黑色），身体异常疼痛，即使轻微的触碰都疼痛难忍，几小时后病人即告死亡。

到9月10日，死亡病例已达20多人。军队医院所有床位都已经被占用，源源不断的病人无法收治，波士顿所在的麻省国民自卫队在一天内为军营建了一所临时医院，10日就收治了200名感染士兵。9月11日，波士顿出现了第一名平民病例，这预示着一场更加猛烈的传染风暴即将到来。

波士顿疫情发展十分令人忧心。就在这个关键时候，9月7日，驻扎在波士顿的300名水兵却来到了1000里之外的费城码头。

特拉华河畔的费城是美国的历史名城，1790-1800年曾作为美国的首都，是国内著名河港，是美国造船中心之一，这些水兵就是这样来到了费城。1918年的费城，石油和造船等工业发达，大量的流动人口聚集到费城寻找机会，人口达到了175万，军事工业方面的人员就超过30万人，是美国最大的都会区之一。但相关的城市服务设施却远不能满足需求，住房奇缺，很多工人居住环境恶劣，贫民窟群居现象普遍，不少人甚至需要床铺轮流睡觉。

9月11日，费城出现了第一例感染者。

显然，病毒已经兵临城下，费城面临着极大威胁，需要政府迅速和有力的应对。

1918年的费城经济蓬勃发展，却是美国城市治理最糟糕的城市之一。著名的调查记者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在一篇报道里写道：“我们所有的市政当局或多或少都有些坏，而费城则是最为腐败和最为心安理得的。”利益集团通过金钱及选举操纵市政事务。更糟糕的是，市长史密斯（Thomas B. Smith）因在总统大选中牵涉进枪杀命案，正遭遇检察官的刑事调查。在上一轮共和党的总统大选初选中，史密斯过于积极地介入党内不同候选人的争夺之中，且引入了黑帮势力，一名警察在当地的选举造势活动中被打死，史密斯被认为负有责任，他正忙于脱罪，根本无心政务。面对汹涌的疫情，市政府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如囤积物资、药品，应急医护人员等等工作。

不过，事后来看，不做物资准备根本就不是费城在疫情防控中犯下的最大错误，甚至连之一都谈不上。

没有幸免的，病毒跟随波士顿的水兵到达了费城。4天后，也就是9月11日驻扎费城的水兵就出现了第一个感染病例。9月15日，入院士兵总数超过了600，而且由于军队医院收治能力已经到顶，士兵们已经住进了州立医院。仅仅2天后，5名医生和14名护士病重倒下。这一轮病毒首先发起进攻的中心区域——千里之外的波士顿，死亡人数则已经超过1000人。费城，这个“兄弟之爱城”（City of Brotherly Love）可以说到了一个非常紧急的关头。

费城1918年9月19日的媒体报道仍在呼吁无需市民担忧疫情。

战争胜利的好消息不断传回，普通费城人的生活照旧在进行，甚至仍然丰富多彩。人们蜂拥而至剧院（Shubert Theater）观看音乐剧——《秦周楚》（Chu Chin Chow），到歌剧院去观赏歌剧——《交给珍妮》（Leave it to Jane），流连在公园里倾听音乐家苏萨（John Philip Sousa）的“自由债券音乐会”（为战争筹集的国债被称为自由债券），所有人对于战争取得胜利都充满信心，相信士兵们将很快回来，社会上一片祥和欢乐的气氛。

3 所有信息都未能阻止一场大游行

费城的公共卫生局长克鲁森（Wilmer Krusen）博士对于军营爆发的疫情开始是不以为然，颇为轻松。

他说：“我能够将疾病控制在现有的范围（军营），我们肯定会取得胜利。目前还没有人死亡。不必担心，无论感觉怎样。”第二天，再有两名水兵死亡后，他又称，这些感染者是死于一般的普通感冒。另外一名卫生局官员甚至称，从现在开始，病人将开始减少。简单地说，就是疫情可防可控。

9月15日，迫于严峻形势，克鲁森召集本地卫生专家开了第一次会议，但他只是在会上承诺要继续严密监视疫情的发展。21日，感染者已经上升到1083人，费城市的公立医院也开始收治军营的士兵。但克鲁森仍然坚持认为，这仅仅是几年前发生过的一般流冒。他可以将疾病消灭在萌芽之中。费城卫生委员会（负责制定健康和卫生方面的规章、政策，而公共卫生局则负责日常卫生管理）更是发表声明：当前在费城居民中没有发生流感。不过，卫生委员会还是宣布将正在发生的疫情纳入需要报告的疾病，并呼吁公众要注意卫生、注意保暖、保持双脚干燥、大便通畅、避免人群聚集等。

9月25日，据当地媒体报道，最近24小时又新增了118名感染者。更糟糕的是，9月28日按计划要举行费城历史上最大的集会——费城自由债军民大游行。当地的很多卫生专家和一线医生忧心忡忡，他们致信公共卫生局和卫生委员会要求取消3天后的大游行，甚至投书媒体，然而克鲁森拒绝了这些建议，当地的媒体也拒绝登载医生们的呼吁。

更大的悲剧无可避免将要发生。

克鲁森1893年在杰弗逊医学院（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获得医学博士，他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知道在这个时候大游行意味着什么，但他还要考虑更多的因素。10月份，费城必须要完成销售联邦政府分配的约2.59亿美元的战争债券，市政府需要一场大游行来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此外，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士气，他不能宣布任何可能打击士气的负面信息和行动，更加不能制造恐慌，这个不仅他知道，费城的媒体也懂，每天都在宣传流感没有危险。

到9月26日，累计已经有1400名水兵感染入院了，27日再增加200名感染者，其中费城市民就有123名。这时费城累计已经有70名感染者不幸去世了。但所有的信息都没有能够阻止28日的大游行。

1918年9月28日下午2点，费城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场军民大游行准时在宽街（Broad Street）开始了。毕竟战时的各种管制和牺牲已经很压抑了，大家都需要一场活动来释放一下。围观的市民超过20万人，游行队伍长达3.2公里。

游行的队伍包括军乐队、童子军、妇女支援队，当然列队的士兵则是游行活动的主角，战斗人员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而支援的妇女及牺牲战士的遗孀则殿后。游行队伍还包括有费城的骄傲——在费城船厂制造的最新式双翼飞机，士兵们现场表演拼刺刀，战机从头顶呼啸而过，队列士兵则表演高射机枪打飞机，军乐队不时卖力地吹奏进行曲。州长检阅了游行队伍。群众热烈地现场购买自由债券，在宣布完成自由债销售后，参加游行的领导升起了费城的城市荣誉旗。最后的压轴戏更是精彩，由号称进行曲之王的音乐家苏萨亲自指挥乐队演奏来结束当天的大游行。

费城大游行挤满了街道两侧的人群，图中为士兵护卫的双翼飞机机身。

这场大游行让参加者热血沸腾、鼓舞人心，场面之壮观、宏大甚至让媒体震惊。第二天各大媒体的头版都被大游行的新闻所占据，不吝赞美之词。《费城问询报》（The Philadelphia Inqurier）写道：“在这样的时刻和如此的压力之下，（游行队伍）所展示出这个城市的能量——财富、坚强、智慧、耐心以及心灵手巧，都是前所未见的……从（游行队伍）的每一个步伐、每一次喊声，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胜利的预言”。晚报（The Evening Bulletin）写道：“这是费城伟大的一天”。

4 “兄弟之爱城”已难以觅爱

病毒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潜伏期只有48-72小时。伟大和悲惨之间的距离不到72小时。游行结束72小时内，费城所有医院已经全部挤满了感染者。游行之后6周时间，1.2万人丧命，也就是每5分钟就有人不治身亡。6个月之内，2万人死于感染。

尽管迫于不断扩大的疫情，10月2日，克鲁森才终于正式承认大流感已经扩散到城市里面，并且不再坚持是费城以往的普通流感，而是与军营相同的一种新型的具有强传染性的流感。

但这实在是太晚了。

即使这样，他仍呼吁对于媒体的夸张报道不要过于恐慌。事实上，他恐怕是多虑了，费城问询报自己一直在积极控制舆情，头版还在吹嘘：科学的护理可以阻止疫情。

10月3日，市政当局终于下令关闭所有公共场所，学校、教堂、剧院、酒吧等，禁止一切人群聚集活动。所有人在公共场所需要佩戴口罩（旧金山紧急立法规定不戴口罩除开罚款外，可以监禁10天，不过是否应该强制佩戴口罩一直有争议，旧金山的做法在100年前的美国医学界争论就非常激烈），不戴口罩的人被老百姓称为“逃兵”（slacker，在一战时期，这是一种非常有侮辱性的称呼）。随地吐痰被定性为犯罪，警察满大街搜捕随地吐痰的，有一天竟然抓到了60人。即使情况已经恶化至此，但媒体竟然发表社论质问：当局似乎已经疯了。他们在试图做什么？是要把所有人吓死吗？对流感的害怕正在制造一种恐慌，我们怀疑当局的激进措施正在引发非理性的恐慌。

事实上，整个城市已经从亢奋转为恐惧。药店被哄抢，乃至抢劫，物价飞涨，一瓶威士忌标价52美元（相当于现在的710美元）。更悲惨的是，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以及因为信任缺乏而导致的非食物缺乏性饥荒。铁路行业缺员达50%以上，城市生活需要的货物运输也出现了困难。很多家庭双亲感染去世，成百上千的小孩没有人敢收养，孤儿院已经人满为患。“兄弟之爱城”已经难以觅爱了。

西雅图的一辆公交车售票员在劝阻未戴口罩的乘客上车。

费城一共建立了12所临时医院以收治和隔离病人。但更大的困难是，医护人员极度缺乏，25%的医护人员去了海外战场，很多医护人员48小时没有休息。甚至有医护人员在路上被病人家属劫持以照顾感染的家人。幸运的是，费城有5所医护专业学校和1所药学院，这些学校的高年级大学生充当起了抗疫战士。然而缺口仍远远不能满足，红十字会只能呼吁志愿者加入。

这个时候也有可恶的骗子冒充医生，利用求医难和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收取高额诊费，然而调查发现这些骗子开的药实际上就是糖果。由于医院的秩序已难以维持，10月17日，警察接管医院的保卫，同时警车也开始充当救护车。

感染究竟因何而起？

没有人知道，更谈不上科学的治疗。医生大多是让病人躺在床上休息、开窗呼吸新鲜空气，使用一种可以止痛的药粉（Dover’s powder）缓解剧烈的疼痛。死亡人数一直在创新高，克鲁森也一直在被打脸。当单日死亡人数到了200时，他承诺传染的高峰已经到达。当新的记录到了300时，他又称这个死亡数字标志最高位了。10月17日，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759人！那一周逝去的则达到令人恐怖的4597人！

更蹊跷的是，死者并非都是老弱病残之辈，反而多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免疫系统反应过于激烈了。据统计，15-34岁染病者死亡率最高，65岁以上的老人只占死亡人数的1%。总部位于纽约的一家保险公司发现其介于25-45岁年龄段的工人客户死亡率为3.26%, 考虑到感染率为25-40%，可以推断出该年龄段感染后的死亡率竟然高达8-13%！

遗体处理问题是疫情期间碰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本地已有的停尸房设计能力才36人，但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停尸房的遗体堆积高达4层，五官流出的血液散发出恶臭，十分恐怖。由于殡仪从业人员严重不足，很多人在家庭死亡后，遗体在家没有人去处理，甚至在大街上也堆放了遗体，进一步增加了传染的风险。即使有人处理，也根本买不到棺材。首都华盛顿卫生部门还曾将运往匹兹堡的棺材强行征用。

教会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很大作用。

教会组织马车，巡街叫喊收拾遗体。教堂的神父、牧师、神学院的学生都拿起了铁锹。此外，啤酒厂等一些工厂的冷冻仓库被改建成了太平间，城市总共新增了5处太平间。制造公交车的汽车厂开始生产棺材。公路局的挖掘机被命令用于挖掘坟墓（实际是万人坑），市政府的公务人员、监狱的犯人也都参与埋葬遗体。

罗森布拉特博士（Sidney Rosenblatt））在费城疫情期间，刚刚到犹太医院（现在改名为爱因斯坦医学中心）实习，他在日记中记到：在（10月）最后几周，我经历了人间地狱。我做的所有工作就是宣布并签发死亡证书……景象令人心碎。

5 悲剧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美国1918年开始的大流感总共导致2200万美国人染病，在最严重的10月份，全美就有19.5万人染病身亡，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高达67.5万人，是一战美国牺牲人数的5倍以上，美国最大的对手不是德国人的炮弹和毒气，而是病毒。

事实上，费城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拜联邦政府的战争政策所致。1917年正式对德宣战后，美国政府就将战争宣传工作视为重中之重。宣战仅仅2个月，美国就通过了所谓的煽动法（Sedition Act），任何批评政府和战争的言行都属于重罪，可能导致20年监禁。

美国军方早在8月3日，就收到过情报，瑞士发生了类似黑死病的疫情，但基于战时的宣传向国内隐瞒了信息。

9月份，美国军队已经出现比较大面积的疫情感染，但联邦政府负责医疗的总医官布卢（Rupert Blue）却称：如果已经采取了合适的预防，那就没有理由拉响警报。上行下效，费城有关官员在疫情期间不断以谎言欺骗民众就不奇怪了，更重要的是，他可不想因为告诉民众真相而被人举报是影响战争士气。

不过，还是有一些地方的官员及时将真实情况通报给了民众，并适时采取了措施，使得感染率和致死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密西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就是其中的代表。1918年，圣路易斯有80万居民，是美国10大城市之一。卫生局长施塔克洛夫（ Max C. Starkloff）一直紧密监视周围军营的疫情发展情况，并提前在媒体上发布防护措施，在出现病例后，又及时采取禁止聚集、关闭公共场所等果断措施，圣路易斯的疫情控制就取得了好得多的成绩，避免了无谓的牺牲。

圣路易斯单日最高死亡人数是60人，而费城是759人。圣路易斯累计感染死亡人数仅1703人（事实上，由于后期市民和企业不能持续忍受有关的疫情控制措施，提前解除控制措施使得疫情死灰复燃，导致了较大伤亡，这本也是可以避免的死亡），而费城超过20000人。按照每10万居民病亡人数进行比较，圣路易斯为358，全美为612，而费城则是819。

这场疫情之所以难防范，跟当时医学水平也密不可分。

1892年，俄国植物学家伊凡诺夫斯基发现烟草花叶病的致病因子能通过当时各类细菌都不能通过的细菌过滤器的微孔，这一发现暗示了可能存在一种比以前所知任何一种细菌都要小得多的病原体。

1898年，德国细菌学家莱夫勒和弗罗施证明动物中的口蹄疫病也是由病毒引起的，这是当时所知的第一种由病毒引起的动物病例。他们还提出其他一些感染性疾病，如天花、麻疹、猩红热、牛痘等产生的原因，也都可追溯到那些非常微小的病毒。这在病毒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影响，是人类认识病因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突破。

不过，一直到1939年，德国科学家考施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观察到病毒的形状，这是人类第一次真正看到病毒。

也就是说，在1918年疫情发生的时候，人类还没有见过病毒，病毒的研究仍然是极少数科学家的前沿研究，对大部分医生和老百姓而言，病毒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对病毒传播规律的认识更是无从谈起。

因为感染者血液缺氧导致皮肤呈现恐怖的蓝黑色，1918年的大流感曾被误认为是14世纪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又回来了。此外，霍乱、伤寒、登革热等历史上存在的恶性传染病都有医生认为是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由于当时对细菌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更多的医生认为是一种致命病菌导致的，以为细菌就是微生物的全部，很少人想到是病毒作祟。

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已证实H1N1禽流感病毒是1918年这场瘟疫的祸首。从这个角度讲，100年前这场大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灾难之一。

出处：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