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宝安区龙华镇，“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保税区工厂”大门外，统一工装的工人与川流不息的大货柜车，日复一日地进出于这个据称全球第一“代工王”的加工基地。

2006年中期，英国《星期日邮报》一篇题为《Ipod之城》的报道，让这里一度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尽管当事公司否认存在“虐工”嫌疑，但事件背后显现出来的一个尴尬事实——中国连年出口增长，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但是“中国制造”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依靠低廉劳动力赚取微弱利润——已经不容忽视。

事实上，另一层尴尬是，面对这样一些还在急速膨胀的出口“大户”，受到资源限制的深圳市也开始有些消化不良：以宝安区为例，已经没有多少空余土地发展后继产业。

出口大户隐忧

对于中国连续的出口顺差，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曾讲过一句话:“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

对于广东和深圳而言，衬衫已不再是拳头和核心，电子产品已经取代了衬衫的地位——去年广东电子工业出口额完成了1144亿美元，同比增长24.8%，占全国半壁江山。深圳的电子产口出口在广东省的份额则超过了50%。

对于这些庞大的数字，广东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姚荣城却表现得很忧虑：“这些数字听起来的确吓人，但是也只能说我们是电子信息大省，而不是强省。”

“做上游产品的工段太少，核心部件、核心零件我们自己也不能做，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总量还是通过廉价劳动力、通过一种来料加工的方式做出来的。”姚荣城说。

而据深圳贸工局统计，今年1-10月，深圳79家加工贸易出口超亿美元企业合计出口528.2亿美元，同比增长43.2%，较去年净增159.2亿美元，但出口拉动“主力”依旧是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带给深圳的两难是：以富士康为例，年销售额平均增长数百亿元的同时，对土地的“饥渴”也日甚，其在深圳的工厂十几年内由1家变为3家，工业用地超过150万平方米。而深圳市目前可以开发的规模用地奇缺，在土地方面已无力继续加大对富士康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富士康享有外资出口加工优惠，深圳从中感受的“实惠”却很少，富士康去年交纳的财税仅16亿元；此外，尽管每年“进、出”富士康的劳工高达14万人次，但高技术型人才比例低，给深圳带来的技术提升有限。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与富士康一路之隔的对面，是占地1.3平方公里的Huawei。这家80年代末在深圳创立的民营企业，拥有4万多名高级技术人才，去年的产值460亿元，创税却高达49亿元。

Huawei模式和富士康模式究竟对深圳意味着什么？

压力与转型

深圳及其周边的地区正在面临产业升级的关键一跃，外部环境的压力以及资源瓶颈，越来越困扰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对于深圳而言，2006年显然是不折不扣的调整年。

在“产业升级”的统一步调下，深圳各区政府自年初开始，就着手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的加工贸易的新建和扩建，并淘汰部分“不良企业”。

今年3月6日，港、台资企业聚集较多的宝安区出台了《宝安区关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提出了共八大部分30条具体措施。其中，第七大部分着重提出了严格执法，建立企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也就是说，一方面提高“准入”门槛，要求招商选资必须达到“投资效益、开发强度、设施配套、环境保护”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不良企业”项目“计划部门不予立项，经贸部门不予发放批准证，工商行政部门不予核准开业，质量监督部门不予办理生产许可证；对到期的不良“三来一补”企业，经贸部门停止续签协议，增资的“三资”企业不予办理变更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