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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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做自己、热爱世界

并耐心地为世界的微小变化努力做出贡献。

相信小爱大善，

相信聚沙成塔，

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够一步一步地改变世界。

因为在哥大读书，我接触到了世界各地的文化，见识了很多年轻的“世界公民”。他们的视野不局限在某个国家，而是放眼更遥远的地方，关心着全人类的安危。与世界更接近一点的想法，在我内心升腾着。

我和很多中国同学交流过留学的心路历程，大家的感受相似。刚刚来到美国时，大家只会在中国语境之下说话思考，以自己的文化为轴心与别人对话。而这种交谈，别人往往不太理解你，你也因为对别人的文化不熟悉而无话可说，对话往往三言两语戛然而止，尴尬无言让人深感不适。随着学习生活的展开，一幅世界画卷开始在你面前徐徐展开，种种信息纷至沓来，我们发现，我们对世界原来是如此陌生。

我在读书期间的好朋友齐潇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颇能代表很多人最初面对课堂的惊诧。潇颖是哥大的教育学博士，她长相甜美，一笑起来就会露出两个酒窝，好像世界不存在烦恼。但她和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脸上流露的却是苦笑。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世界观狭隘的人。但哥大的教育却让我常常反思，我对自己的认识对吗？我上过一堂课，课的内容很有意思，讲殖民主义。上课的形式更加有意思，两个人一组，担任欧洲各国的大使，进行1884—1885年柏林会议的模拟——瓜分非洲，每一组要陈述自己瓜分的理由，你可以动用所有方法，结盟、敲诈、勒索、战争威胁，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殖民过程中，欧洲国家对被殖民国家的掠夺。

“我们组担任法国的角色，拿到非洲地图之后我就愣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根本不了解非洲，根本不知道非洲有哪些国家是法语国家，哪里曾是法国殖民地，根本不知道非洲的矿产在哪里，非洲的河流有哪些，非洲的重要港口有什么！甚至我还用一个词：非洲，来总结这54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学习英语这么多年，我关注的只有大洋彼岸的美国，还有我深感认同的中国，剩下的国度，其他的文化，都被列为其他。貌似我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迎接一切，但实际上，我就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中心’。我被这个事实震慑了。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狭隘，从此，我开始以开放的心态认识巴基斯坦朋友，去以色列朋友家过节，跟韩国师姐一起开会。因为，我要时时提醒自己，在一个国际化的时代，我们只能学会以国际化的方式应对。”

听了这个故事，我会心一笑。这个经历和很多中国留学生，尤其是文科留学生面临的困境如出一辙。在校园里，很多时候，我们了解世界的原因是迫于学业的压力，是为了尽快融入周围的环境。在疯狂“恶补”中，我们一天一天尝试着撩开这个世界的面纱，不知不觉地培养了一种关怀世界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已经走上了自觉成为“世界公民”的潜在道路。走在这条路途当中，我们不断地接触具有“世界公民”精神的人，而那种精神也不知不觉地植入了自己的身体当中。

来自网络

口述历史所有的专业课都是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楼上的，因此IAB大楼成为我们主要的活动场所。人们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小国旗被挂在了天花板一角，各种颜色的国旗以同一高度漂浮在半空中。种族的多元、国籍的多元，已经在这个角落里被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如果这座大楼正在举办一个活动，走进大厅，你会看见各种肤色、各种服饰的人映入眼帘，耳边的英文也会开始夹带着世界各地的口音，你经常误以为自己闯入了联合国。这个地方是天然的“世界公民”培养地。每天，各种各样的活动传单贴满了电梯门口。在五颜六色、设计各异的传单里，介绍的全部是以世界为主题的活动，有些相当地与时俱进。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种与时俱进是在2011年秋季入学时。在当年9月，叙利亚危机开始升级了。叙利亚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于2011年1月26日开始并在3月15日升级，随后，反政府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武装冲突，叙利亚的内战开始了。

冲突逐渐升级，使许多老人和儿童无家可归，很多人选择在恐慌中逃亡到黎巴嫩。就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并且事态不断扩大时，哥大国际关系学院电梯门口出现了一张传单:“阿拉伯学生会邀请你参加——为了叙利亚的品尝”。在传单的中间，显示了几组叙利亚的食品。传单的最下面的一行小字写着：“本次活动的所有收入将为叙利亚家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在叙利亚的新闻充斥着媒体之际，哥大的这个活动举办得特别及时。在活动现场的一个长条桌子上，摆放了几个方形的纸盒子，盒子里分类放着各种叙利亚的小点心，几个阿拉伯姑娘忙着兜售这些食品。她们一边收钱，一边用一次性的小纸盘和镊子把小点心盛出来，还向人们宣讲着这次活动的目的，告诉人们叙利亚难民的艰难处境。现场购买的学生相当踊跃，互动也特别融洽。我情不自禁地掏出钱包，买了几块一美元一块的小点心，人生中第一次尝了尝我的叙利亚味道——非常甜。

国际关系大楼举办的活动——“为了叙利亚的品尝”活动海报

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活动，校园内部的世界和外部世界紧密连接在了一起。就算内心世界再封闭的人，遇到这样的场景，也会情不自禁地问一问，为什么是“为了叙利亚的品尝”？一连串的问题接着会在心中升腾而起，叙利亚反对派为什么想推翻阿萨德政权? 叙利亚普通家庭现在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国际社会怎么看这个事件？不经意间，一场关于中东的课程自然地开启了。在这样直观的环境之下，你不想关注世界都难。

有时候关于世界的教育会在不经意间伸展到地球特别偏远的角落。那些角落里的故事，经常在校园的某个教室里被讲述着。

某一个周末，我去校园里参加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活动，是一个独立电影人纪录片的作品播放会。这部作品是一部有关以色列的纪录片—— Voice From EL-Sayed （《艾尔赛部落的呼声》）。它描述的是以色列一个叫El-Sayed的部落，有着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聋人群体。导演通过有声和无声交叉进行的方式，记录了这些聋人如何在贫困下生活的故事。电影里有温馨、有梦想、有聋人们独特的可意会却难以言传的幽默，有对无声悲痛的静静展现。一个一个的故事交叉串联起来，让观众深入体会到无声世界里生活的种种感受。

这部影片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聋人家长们对于下一代聋儿治疗的追求。很多聋人的家长带着同样是聋人的孩子去医院寻求解决方案。医院提供的治疗方案，是在孩子的大脑外部移植一种电子仪器。那种仪器外挂在脑部的耳朵上方，非常显眼，挂上了这个仪器就意味着对外界宣告自己是聋人。然而，这种有创移植治疗的效果如何呢？事实证明，这种治疗效果非常有争议，很多挂着这种丑陋设备的孩子还是听不见，移植治疗基本是徒劳无功的。尽管面对效果的不确定性，而一代一代聋人，还是坚持一遍一遍地重复做着这种有创手术。那种决绝态度，似乎是人们对聋哑世界抗争的一种方式，一种对无药可治的不相信。

和很多纪录片的拍摄手法相似，导演自己并没有在影片中表达特定的观点，比如人们应不应该选择有创移植治疗。但是随着镜头的慢慢推移，一个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慢慢展开，镜头里呈现的很多画面，让观者对这种手术的效果，逐渐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部纪录片是在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拍摄的，我很好奇导演是如何拍摄这部电影的？拍好这样一部电影又有哪些困难？正好，纪录片的导演就在现场，我面对面地向他提出了这些问题。这也是校园活动的另一个精彩之处，很多活动都会把作者请到现场，我们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让很多疑问在对话当中迎刃而解。

拍摄纪录片《艾尔赛部落的呼声》的导演奥迪得·阿多米·莱舍在哥大交流

这位年轻的导演叫作奥迪得·阿多米·莱舍（Oded Adomi Leshem），有着典型的艺术工作者的打扮：络腮胡子，蓝色牛仔裤，棕色的户外鞋，棕红白格子的衬衫敞开着，露出里面的黑色圆领T恤。他的坐姿也十分有艺术家的气质，一只手插着兜，一只脚随便地架在另一只脚上，显得非常随意。

我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导演你好，首先，我要感谢你拍了这部电影，让人们知道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悲伤的角落，还有这样一个聋哑人如此密集的村落。我认为这部电影很感人，不过我很好奇，你是一个正常人，面对这么多聋哑人，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非常好的问题。”导演有着纯正的美国口音。他说：“这部作品是一个基金会支持我拍摄的。为了进行拍摄，我在这个以色列偏远的山村呆了有半年多。我每天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吃得也特别简单。要拍出一部像样的片子，我必须要成为聋哑人的朋友，才能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为了和聋人交流，在拍摄之前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学习以色列手语，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生活状态，物质上非常贫困。但和那些聋人每天耳鬓厮磨的生活，我获得了很多淳朴的友谊。

“其实想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大家以为我们只能用语言去对话才能理解对方的意思。但是事实证明，交流的基础是人们的真情实感。很多时候，人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比如都是英语或者汉语，但是他们之间依然无法交流。通过拍摄这部电影，我了解到真正的交流可以是无声的。我在聋人之间，见证了毫无缝隙的默契，那才是心灵之间的真正交流。

“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呢？就是希望能够用影像记录下这个不被世人所知的以色列角落。今后，我会带着这部作品去参加各种展映会，也会参加世界上的各种电影节，取得什么成绩不是主要的，我想如果我的影片能够让更多人的关注，从而引起更多人注意这些在地球上原本不被关注的人们就好了。如果看了电影，一些有财力的人愿意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从导演的电影和与他的对话中，我感受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可以为了拍摄一部电影，在世界的一个贫困角落里隐居半年，然后做成影像去传达给全世界。这个村庄的困境和特殊的状态就这样因为他的努力被传递出来。从影片里，你可以看出一种不急不躁的踏实态度，以及导演关怀人类的“世界主义”精神缓缓地在镜头里流动着。

我在校园里遇到了太多这种专心做自己、热爱世界并耐心地为世界的微小改变而努力的“世界主义者”。他们相信小爱大善，相信聚沙成塔，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够一步一步地改变世界。每当看到这些人，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思考，这些人是如何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这种生活是否更有意义。

除了这些有关世界各地的主题活动每天都在学校上演之外，一些倍受世界关注的核心事件就是在哥大校园里发生的——比如说，一年一度的普利策奖的评选。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普利策雕像（来自网络）

每年的春夏之交，普利策新闻奖的评委们就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评选工作继而展开。自然而然，此时的哥大新闻学院成为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新闻界最关注的地方。在大家对评选结果翘首以盼的时候，哥大的学生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和这些美国顶尖媒体人对话，共同探讨媒体发展趋势。

2012年2月底，我有幸参加了这个交流会，人生第一次，我和世界顶级新闻奖——普利策奖的评委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面对面交谈。这是做了多年记者的我从来没有想到的。

来自Enquirer Media的副总裁卡罗琳·K（Carolyn K）站在我面前，我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我做过10年记者。我知道普利策奖成立于1917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标准有没有变化？”穿着西服、梳着利落短发、戴着胸牌的卡罗琳一边听问题一边点头，她对我说：“好问题。其实普利策奖最核心的标准一直没变。我们最看重的是新闻报道里的证据。一篇报道，要有大量的、翔实的背景调查做支撑，要经得起无可挑剔的深入挖掘。但是与此同时，报道又要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我自己做了多年的商业记者，但是我痛恨财经报道里充满了高傲的、烦琐的数字。好的报道，一定是让你读得不想放下。”

简短的一次交流，让我想起了《记者与真相》里的文字，想起了普利策奖设立的初衷。《记者与真相》这样写道，担任普利策金奖理事会理事长的约瑟·普利策二世曾经说过：“我想我敢保险地说，普利策金奖理事会的理事们认为，公众服务金奖是最重要的年度奖项，我可以肯定，他们会同意我的看法，而我父亲也这样认为。新闻工作者的公众服务是我父亲最热烈的追求。”

我看着大厅里的人头攒动，想起了那些获得普利策奖的报道——五角大楼事件、水门事件和神父性侵；想起了记者们在揭发政府恶行、探讨社会问题以及改善周边环境方面所做的努力；我想起了第一枚普利策公众服务奖就是为历史服务的，它被授予了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功的《纽约时报》。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门前的墙上刻着“FOUNDED BY JOSEPH PULITZER 1912”（由约瑟夫·普利策创立）。（来自网络）

站在大厅里，“世界主义”这个词汇再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我强烈感受的一点是，我所受到的教育不仅是关于美国的，还是有关世界的。所谓“世界主义”，它并非全部是美国语境之下的世界主义，你可以和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亲自交流。很多时候，有单一文化背景的学生，被教育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为了准确表述我的定义，我特意去查询了有关世界主义者的含义：

世界主义者即“世界公民”，系指一个旅游者或者关注全球事务的个人，除了自己的原本文化外，对其他文化的关注和品味。英文的这个词语来源于希腊文cosmos（世界）和polis（城市，人民，市民），被古代哲学家所广泛采用，如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用之描述跨越国界的、对人类的博爱。通过世界主义的教育，人们可以更充分地认识自己。世界主义逾越地域和特定社群的局限性，让人站在全球的角度、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过去的偏见、狭隘观念，都能被揭示。

来到美国几个月之后，我写下了一句颇能代表自己心情的话语：

每一天都贪婪地不想睡觉！因为我好像已经重新变成了一个婴儿，刚刚对这个世界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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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海涛

历任《北京青年报》财经记者，新浪网驻华盛顿记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国区总顾问。2009年，与时任谷歌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博士合作出版《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迄今销量超过100万册。2013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硕士的中国人。2014年创办海涛口述历史·人物传记工作室。2016年，出版《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先后在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讲述非虚构写作和口述历史。2017年10月，与奇虎360董事长合作出版周鸿祎授权自传《颠覆者：周鸿祎自传》。

《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是范海涛心路历程的一场记录，有理想和现实、选择与坚持，自我成长和人生奋斗的交互思考。描述了魔幻般的美国大学文科课堂，再现了跌宕起伏的求学经历，并首次向国内读者披露了口述历史学科的教学方法。

fanhaitao201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