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

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编者按

美国媒体Politico报道报道美中正在筹划一次高级外交会晤。

报道表示，双方高官计划近期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会晤，讨论如何缓和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如果这次会晤真的可以发生，那对于中美关系是一个积极进展。

但在如今体制冲突共识的大环境下，中美关系——至少在美国方面——已经不是外交官能够完全把握了。

黄亚生教授表示，“由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与美国对中美关系之前的几个认知共识最大的不同是，体制冲突共识不仅仅是反应了美国传统精英层面的态度，更是在全社会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一旦形成的话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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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公众号文章《黄亚生：美国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中谈到，从1978年到现在，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美国媒体Politico报道报道美中正在筹划一次高级外交会晤。报道表示，双方高官计划近期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会晤，讨论如何缓和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如果这次会晤真的可以发生，那对于中美关系是一个积极进展。但在如今体制冲突共识的大环境下，中美关系——至少在美国方面——已经不是外交官能够完全把握了。体制冲突共识的一个特征就是美国认为中国的体制构成了一个对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本身的威胁。这就是体制的负面外部性的问题。体制冲突共识的一个后果是中美关系不再处于美国传统意义的精英的完全掌控之中了，美国各界和老百姓都开始影响中美关系。这是我本篇文章里讲的所谓“失控”的意思。

走向失控：美国体制冲突共识的社会性

我前面提到的所谓的传统精英指的是美国行政机构（白宫和国务院）官员、企业家、学者等等。他们过去基本可以相当自由的制定中美关系。然而，现在中美关系会受多方的影响，传统的精英会失去了对中美关系的掌控能力。

美国立法机构在过去一般在外交事务中扮演的是背景角色，但是美国国会已经开始大范围介入中美关系。比如，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拉汉姆（Lindsey Graham）4月中旬表示他希望推动美国可以拒绝向中国偿还美元国债作为新冠在美国流行的补偿，并向中国征收“大流行传染病关税”。再比如，目前美国两党正在联合起草一份议案（由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兰（Chris Van Hollen）和共和党参议员本·赛思（Ben Sasse）牵头），要求特朗普每六个月向国会汇报一下正在窃取美国高端技术的外国企业或个人的名单以及特朗普政府正在实施以及计划实施的反制措施有哪些。范霍兰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明确表示这项议案很大部分是为了针对中国。

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兰正在联合共和党参议员寻求制裁中国企业 图片来源：vanhollen.org

民主体制的立法机构对老百姓的情绪最为敏感。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负面情绪这几年一直在增加。负面的程度在新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后达到了近15年来的一个顶点（66%受访民众持负面情绪）。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这种对华的负面的情绪跨越政党信仰、学历和年龄。而根据美国哈里斯民调在疫情爆发后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过半数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应就新冠疫情大流行进行赔偿。在同一份民调中，72%受访者不相信中国针对中国国内COVID19疫情的报道。体制冲突共识目前在美国社会层面是有着广泛的基础的。

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在新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后达到了近15年来的一个顶点 图片来源：Pew Research

对华的负面的情绪跨越政党信仰、学历和年龄 图片来源：Pew Research

根据美国哈里斯民调在疫情爆发后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过半数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应就新冠疫情大流行进行赔偿 图片来源：Harris Poll

72%受访者不相信中国针对中国国内COVID19疫情的报道 图片来源：Harris Poll

将来法院系统也有可能介入中美关系。比如，4月21日，密苏里州司法部长向联邦法院提交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指责中国在疫情上“掩盖事实”，需要为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经济影响负责。再比如，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在推动议案，可以让美国民众在联邦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推动议案的议员指责中国早期禁声“吹哨人”、掩盖真相，导致美国人生活被毁。目前美国的法律系统因为有1976年生效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的存在，无法接受美国民众对外国政府的起诉。议案希望建立一个针对中国和COVID-19大流行的特例，让美国民众可以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

中美关系失控和美国大选

中美关系失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中美关系会是今年总统选举的一个核心题目。民主体制大选的热点话题往往体现了政客们对于民众关心议题的判断。

在过去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外交问题不是重点。在疫情发生前，2019年民主党党内提名阶段的公开辩论中，中国的话题几乎是没有人提的。在过去也都是这样。但今年不一样了，疫情会是竞选的核心话题，而讨论疫情的话题就不可避免会牵涉中国。中国是这个核心话题的暴风眼。

虽然民主党人会相对理性很多，会把重点放在特朗普处置疫情不力上，但民主党也会批判中国。民主党的一个核心论点会是特朗普疫情早期过分相信中国。在美国疫情大范围爆发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已经公开指责过特朗普在早期过分相信中国。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一个巨大的区别是在批评中国的同时，民主党也会意识到和中国在各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不会一味孤立中国。民主党重视全球变暖、科技研究、公共卫生等话题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上，美国需要和中国合作。

共和党的策略会更激进和有煽动性，直接会把攻击中国各个方面作为竞选的主要纲领。四月底，美国国家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向今年参选参议员的共和党人发送了一份竞选策略备忘录，要求他们在疫情问题上以指责中国作为核心策略，指责中国掩盖真相且民主党对中国过于软弱，避谈特朗普的国内应对。虽然共和党的政治家也属于我前面提到的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但他们，尤其是共和党内部的鹰派/新保守主义者，是属于一个极端。在缺乏民众基础的情况下，他们受到精英阶层其他团体（民主党政治家、学者、企业家）的一定的制衡。但这些制衡在疫情期间已经完全消失了。共和党将会从各个极端的维度—包括宗教—批评中国。

在新冠问题上，共和党计划把指责中国作为核心策略 图片来源：POLITICO

共和党不仅仅在大选竞选策略上极具煽动性，特朗普政府还在积极的制造阴谋论。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一直鼓吹关于新冠病毒的阴谋论。4月30日，特朗普表示他“有足够的证据”相信新冠病毒的发源地是武汉的一家病毒研究所。同一天，《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内部高层一直在给情报部门施压，要求找到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证据。就在特朗普4月30日表态前不久，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已经明确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来自实验室。特朗普政府误解/扭曲信息是有着很大的危害性的，这一方面会进一步加深民众的偏见和错误认知，更会在政府层面散布错误认知。

这在历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2003年，小布什政府以伊拉克有生化武器为由发动战争。当时中东问题也是因为“9·11”事件走向了民众层面，共和党抓住了机会。伊拉克有生化武器这个借口后来被证实是英美情报部门的失误，或者是受到了政治施压和操纵的“情报失误”。伊拉克战争给美国、伊拉克，乃至全世界都带来巨大的损失。仅仅对美国一国而言，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07年估算，截止2017年，伊拉克战争本身和善后到会累计花费1.9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公民人均6300美元。美国的衰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布什政府—当然又是共和党—的灾难的决策。我在2018年的公众号文章《黄亚生：9/11警示录——要毁坏美国，最简单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选共和党当总统》中对小布什总统任期的灾难表现做过讨论。

伊拉克战争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图片来源：半岛电视台

结语

外交事务是很复杂的，是需要职业政治家、外交官，企业家、学者等等作为一个整体来判断和抉择的。传统的精英有一定的知识、经验和可以分析长远利弊的视角，会权衡不同的角度，也会内部相互制衡，维持一个相对理性的判断。一旦问题扩散到整个社会层面，那么就会有更多不理性的因素。

由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与美国对中美关系之前的几个认知共识最大的不同是，体制冲突共识不仅仅是反应了美国传统精英层面的态度，更是在全社会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一旦形成的话很难改变。除非中国方面发生一定的变革，中美关系会很多年持续寒冬状况。

出处：亚生看G2（微信公众号）